第十六章　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与中世纪犹太哲学

中世纪西班牙

中世纪早期，西哥特人入侵西班牙，成为这片土地的统治者。西哥特人接受了罗马天主教信仰。8世纪，穆斯林入侵西班牙，占领了除北部山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北部山区仍掌握在基督徒手中。在大约两个世纪里，科尔多瓦的穆斯林哈里发是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者。11世纪，哈里发政权分裂为若干小王国。基督徒开始从北方南下，逐步收复西班牙。基督教所辖的西班牙部分同样由若干小王国组成。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492年，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把除葡萄牙以外的整个伊比利亚都统一在自己的领导之下。1492年，他们征服了格拉纳达，即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王国。

西班牙分裂为若干信仰各异的王国，这为犹太人的兴盛提供了理想条件。由于西班牙各地都居住着众多穆斯林和基督徒，无论统治者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宗教宽容都是成功统治所必需的。犹太人作为一支人数可观的少数群体受到重视，他们能为王国带来繁荣与强盛。如果某个王国兴起基督教或穆斯林的宗教狂热，该地区的犹太人很容易迁往西班牙另一个统治者奉行宽容的地区。当基督徒与穆斯林不和时，争取犹太人的效忠对双方都有好处。在西班牙的许多王国里，犹太人在不同时期享有某种程度的宽容，这种宽容直到近代民主国家出现才可与之相比。在西班牙，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一边讨论彼此宗教的异同，一边愉快地相处，这并不算罕见；即便以现代标准衡量，这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宗教宽容与理解的氛围。

穆斯林西班牙的文化

西班牙达到了中世纪世界任何地方物质繁荣与知识文化的最高水平。穆斯林西班牙的统治者和知识阶层保存并研究了古代学术教导，这些教导在基督教世界已经失传并被遗忘。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科学、哲学、语法与修辞学——这些在穆斯林西班牙都得到研究。在古代，拉比们曾抵制对希腊著作的研究。他们认为希腊哲学属于被禁止的异教文化，这种文化威胁着要吞没犹太教。如今在西班牙，周围是与他们一样信奉一神教、正在研究古希腊智慧的同胞，犹太人便投身于哲学研究。他们按照希腊思想的范畴重新阐释犹太教。这引出了犹太教中一场伟大的知识革命。

西班牙的犹太人享有经济繁荣。他们人数众多，将近一百万之众。在他们所居住的王国里，他们享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与权力。犹太人可以自由地从事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他们属于世界上最为先进、以科学为导向的文化的一部分。犹太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西班牙的黄金时代。

并非所有塞法拉德犹太人都平等地分享黄金时代的好处。西班牙的犹太人不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样被压缩在同一个社会阶层里。西班牙社会等级分明，上层是人数不多、有权势且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下层是广大的普通民众。哲学研究与不同信仰间的宽容在社会上层最为常见。民众则生活在自己宗教传统的文化范围之内。

再征服、翻译家与驱逐

基督徒用了几百年的时间，分阶段逐步收复了西班牙。大城托莱多于1085年被基督徒攻占，此后穆斯林西班牙出现了对犹太人不那么宽容的新统治者。对犹太人来说幸运的是，当时的基督教统治者欢迎犹太人到自己领地上定居。基督教统治者急于获得在穆斯林西班牙发展起来的哲学和科学。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通晓希腊学术传统、又具备语言知识、能把这些著作从阿拉伯语或希伯来语译成拉丁语的犹太人充实自己的宫廷。这个时代在西班牙被称为“翻译家的时代”。塞法拉德犹太人使西班牙的基督教统治者注意到古代的智慧，因此他们对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起有直接的责任。卡斯蒂利亚国王“智者”阿方索（1221—1284）是学术的大赞助人，资助了许多犹太学者。

随着穆斯林在西班牙势力衰落，基督徒也失去了宽容的态度。1391年，全西班牙爆发了反对犹太人的骚乱。许多西班牙犹太人为免于人身伤害而接受了洗礼。这些皈依者（conversos），或称“新基督徒”^[1]，名义上已是基督徒，却仍相当公开地奉行犹太教。他们只在本群体内部通婚，或与为了这桩婚事而敷衍改宗的犹太亲戚通婚。在此后的一百年里，这些新基督徒构成了西班牙犹太人口中的一大部分。在一种世俗知识和物质繁荣比宗教传统更受重视的文化里，半基督徒、半犹太人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1492年，国王斐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攻占了格拉纳达，这是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王国。西班牙基督徒的宗教狂热已酝酿多时，随着这场胜利又重新高涨。西班牙人决心从此要求新基督徒认真对待自己的宗教。为了消除他们宗教信念的主要障碍，国王和王后颁布了对犹太人的驱逐令。西班牙犹太人对自己的国家和在那里的生活极为眷恋，不像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样愿意接受驱逐。况且，犹太人在西班牙仍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重要群体，他们为自己的传统感到自豪。更多的犹太人选择改宗而不愿离开西班牙。许多更虔诚的犹太人移居葡萄牙，却在葡萄牙遭遇了比在西班牙更糟的命运。1496年，葡萄牙颁布了针对犹太人的驱逐令。还没等他们离境，全体犹太人便于1497年被强行拖到洗礼池边。此后，他们的国王和教会要求他们作为基督徒生活，尽管这些葡萄牙犹太人恰恰是最决心忠于犹太教的人。

那些试图离开西班牙的犹太人发现很难脱身。很少有船愿意搭载他们，也很少有国家愿意接纳他们。受过洗的人受到严密监视。如果他们在试图离境时被抓住，就会因企图回归犹太教而被捕。最后，一些西班牙犹太人逃往日益扩张的土耳其帝国，一些逃往愿意接纳他们的意大利城市，还有一些逃往荷兰。阿姆斯特丹成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最大的中心。荷兰人曾为新教和摆脱西班牙统治而斗争，因此欢迎犹太人。一些西班牙犹太人迁往法国或英格兰，在那里悄然地逐渐恢复犹太教习俗。哥伦布的许多船员是寻找新定居地的犹太人。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哥伦布本人就是一个秘密的西班牙犹太人，他移居意大利正是为了回归犹太教。

大多数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他们自我安慰说，至少还可以在家里奉行犹太教。当宗教裁判所来到西班牙时，这一希望破灭了。宗教裁判所的设立本是为了在天主教国家铲除异端，很大程度上是对新教革命的回应。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设法控制了整个国家。任何被怀疑秘密奉行犹太教的人都会被逮捕。被捕者遭受酷刑，被迫招供，之后他们的财产便归宗教裁判所所有。招供后又回归犹太教的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几个世纪里，宗教裁判所把秘密的犹太人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清除出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毁掉了西班牙昔日享有的繁荣和世界强国地位。

亲身经历西班牙驱逐的人以及后来的犹太历史学家，都把它视为犹太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它与古代的罗马战争、1634年波兰的赫梅尔尼茨基大屠杀以及后来纳粹的大屠杀并列。尽管十分悲惨，驱逐所引起的动荡也带来了一些积极结果。它促使犹太人重返西欧，并进入新大陆。西班牙犹太人带来了非凡的才能和科学知识的伟大传统，因此得以进入从前不欢迎犹太人的国家。这批才华出众的人带来了许多推动近代到来的进步。流亡者中有现代哲学之父巴鲁赫（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还有许多医生和科学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袖，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西班牙驱逐还促成了犹太思想和实践的新潮流，尤其是在宗教神秘主义领域。

政治家

犹太民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相对无权无势，但有些西班牙犹太人获得了极具政治影响力的职位。哈斯达伊·伊本·沙普鲁特（915—970）是哈里发的私人医生。他是宫廷顾问核心圈子的成员。撒母耳·伊本·纳格德拉（993—1055）是格拉纳达王国的维齐尔，即首相。他治理这个国家，并在战斗中率领其军队。作为将军和行政官员，他极为成功，为他的国家带来了财富、权力和荣耀。西班牙的犹太人称他为“撒母耳王子”，并承认他是他们的领袖。

哈斯达伊、撒母耳以及在他们之后出现的其他有权势的犹太人，都仿效西班牙穆斯林贵族的作风，充当学术的赞助人。他们支持犹太学者，这些学者把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学术的范畴应用于犹太主题。他们支持希伯来语世俗诗歌和宗教诗歌的发展以及希伯来语语法的研究，也支持传统的《塔木德》研究。这些领袖极大地推动了西班牙的犹太学术和希伯来文学的发展。直到现代之前，中世纪西班牙产生了唯一一批伟大的犹太世俗文学作品。

艾萨克·阿布拉瓦内尔（1437—1508）是驱逐时期西班牙犹太人中最伟大的一位。在他一生中，他先后在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那不勒斯担任五位国王的高级大臣。他说服斐迪南和伊莎贝拉派哥伦布出航。国王和王后恳请阿布拉瓦内尔留在西班牙，担任他们倚重的财政大臣。当他无法说服他们撤销《驱逐令》时，阿布拉瓦内尔便与他的犹太同胞同命运，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阿布拉瓦内尔受过极为广博的教育。他是《圣经》和《塔木德》的学者。他熟悉黄金时代伟大犹太哲学家的著作，也熟悉重要的穆斯林哲学家和基督教神学家。他精通各门科学。在他对托拉和其他经卷的注释中，他展现了广博的知识，以及他一生参与国事所获得的智慧。

晚年，阿布拉瓦内尔对政治事务感到厌恶，因为政治给他的民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害。他写了一部《创世记》注释，以完成他对托拉的著述。他逐渐相信上帝很快会派遣弥赛亚来救赎他的子民脱离流亡的苦难。阿布拉瓦内尔最后的著作是一些试图证明弥赛亚时代已经临近的论文。

多娜·格拉西亚·纳西是一位仍忠于犹太教的新基督徒。年轻时她守寡，把一份遗产变成了巨额财富。她设法逃出西班牙而没有失去财产。她重新定居在君士坦丁堡，该城不久前刚被崛起的土耳其帝国征服。她用自己的财富和影响力支持犹太学术，并帮助其他西班牙流亡者。她的儿子约瑟，即纳克索斯公爵，是土耳其帕夏顾问核心圈子的成员。约瑟用他巨大的权力惩罚西班牙人对待犹太人的方式，并帮助他在意大利和土耳其帝国的教友。^[2]

犹太哲学

中世纪哲学家的课程包括当时已知的一切知识门类。在中世纪，人们相信世界上的知识总量有限，一个人可以全部掌握，其广博程度不亚于上帝本身的知识，尽管未必同样完美。学生从学习语法和数学开始。从语法，学生进而学习文学分析。从数学，学生进而学习自然科学，包括天文学、动物学和物理学。学生还要学习政治科学和伦理学，即关于正当人际关系的科学。高年级学生继续学习形而上学，即研究存在本身以及存在与生成的原因，一直追溯到上帝这一终极原因。

宗教哲学家学习所有这些科目，都是按照古代哲学家及其中世纪解释者的教法。当时有两个主要学派：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亚里士多德派遵循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新柏拉图派遵循柏拉图经普罗提诺解释后的学说。亚里士多德派更科学、更纯粹理性，而新柏拉图派更注重灵性。两个学派之间有许多分歧，但它们共同之处是哲学家的学习方法：从前提合乎逻辑地推进到结论。

宗教哲学家进而把古希腊人的学问应用于解释自己的宗教并证明其教义。犹太哲学家把语法研究应用于《圣经》的语言分析。他们为犹太教的信仰体系寻求理性基础，并把犹太律法解释为促进伦理行为、正确信仰和良好秩序社会的方式。

宗教哲学家有双重任务。第一是用人类理性的工具理解实在本来的样子。第二项任务是表明，宗教中神所启示的教义与通过理性发现的真理是和谐的。宗教哲学家必须捍卫自己宗教的教义，反驳希腊人中那些与自己宗教不一致的信念，也要反驳其他宗教的哲学家的真理主张。

哲学与宗教的冲突

要把哲学与犹太教的传统教导协调起来，绝非易事。哲学关于实在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与《圣经》的教导和拉比教义相抵触，或者使人对之产生怀疑。哲学的流行削弱并危及了传统信仰，这种信仰基于一个信念：托拉是上帝启示的真理，高于人的质疑。

希腊哲学家教导说，上帝是一。犹太人当然会同意这一点，但哲学家的上帝与《圣经》的上帝颇为不同。亚里士多德把上帝定义为“不动的推动者”，即只施作用而不受作用的原因，它不断地、无尽地沉思自身完美的本性。这样的上帝既不施行超自然的奇迹，也不表现出对人类事务的关切，而希伯来经文和《塔木德》所描绘的上帝却并非如此。亚里士多德主张，物质宇宙是永恒的、非被造的，这对犹太人的信念构成了挑战——犹太人相信，上帝对宇宙的权能与统治来自上帝作为创造者的角色。信奉宗教的哲学家必须以理性证明：上帝能够在时间中创造宇宙，并对人类施以眷顾。

古代哲学家相信，人通过知识而获得永恒。一个人永恒的魂，由他在一生中学到的永恒真理构成。没有研习过哲学的人没有永恒；他的身体死去、生命的气息消散之后，便什么也不剩。犹太教则教导说，永恒的来世赐予行善的人，而不予作恶的人。上帝所赏报的究竟是知识，还是对诫命的遵行？对善行必得永恒赏报的信仰，是否只是一种“有用的神话”，就像柏拉图《理想国》中的神话那样，用来教导未受教育的人何为正当行为？

除了在属灵的天堂中享有来世，犹太人还期盼在弥赛亚的时代重获肉体生命。弥赛亚的教义与肉身复活的教义都是非理性的信念，不受分析的检验。纯粹理性主义者恐怕难以照字面接受这些教义。

犹太教、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哲学家都敏锐地意识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这些冲突。他们设法不让自己的教导落到大众手中，因为担心大众或者抛弃宗教，或者因哲学家的异端与不敬而起来反抗。为了自身，也为了保护学生的虔敬，哲学家们希望证明哲学并不与宗教相悖。当他们察觉到哲学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时，便设法曲解或重新解释传统教义，使之更符合哲学的教导。

萨阿迪亚·加昂（892—942）

萨阿迪亚是最后几位伟大的加昂之一，加昂是巴比伦各学院的院长。萨阿迪亚的时代，犹太人中间发生了大分裂。卡拉派（Karaites）这一教派在巴比伦兴起，并传播到其他犹太人口聚居的中心。卡拉派拒斥《塔木德》和整个拉比传统。他们试图按字面遵行成文托拉的五卷书。卡拉派借助哲学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拉比教义没有任何经文依据。

萨阿迪亚挺身捍卫《塔木德》。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塔木德》学者，还受过当时阿拉伯哲学的专门训练。阿拉伯哲学的主要流派是凯拉姆（Kalam）。凯拉姆派比亚里士多德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更接近虔诚的宗教观念。凯拉姆派教导说，自然界之所以保持不变，并不是因为自然中有因果律，而是因为上帝如此意欲。然而，尽管表面上虔诚，凯拉姆派仍让宗教教义接受理性的检验。

萨阿迪亚写了一本书《教义与信仰之书》（The Book of Doctrines and Beliefs），在书中主张犹太教的基本教义与人的理性一致。萨阿迪亚讨论了创世、上帝的独一、神法、人的心灵与人的自由意志、赏善罚恶、来世以及弥赛亚等主题。

卡拉派运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但萨阿迪亚对拉比犹太教的捍卫折断了这场运动的脊梁。卡拉派最终湮没无闻。在捍卫《塔木德》的过程中，萨阿迪亚把希腊—阿拉伯哲学引入了犹太研究的领域。

犹大·哈列维（约1080—1140）

犹太人记得犹大·哈列维是“锡安甜美的歌手”。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希伯来语诗人之一。他的著名诗篇中包括渴望重返锡安的颂歌。晚年，犹大·哈列维离开西班牙，踏上前往巴勒斯坦的艰苦旅程。据传说，他站在耶路撒冷城门口吟诵自己的诗作时，被一名阿拉伯骑手击死。这个传说大概并非事实，但对一位伟大诗人的一生来说，却是个贴切的故事。

犹大·哈列维生于托莱多，那是西班牙的文化首都。他一生中的重大事件是1085年基督徒攻占托莱多。在此后遍及西班牙的调整时期，宗教虔诚出现复兴，哲学暂时失宠。犹大·哈列维本人的哲学正反映了这种态度。

像西班牙许多伟大的犹太学者一样，犹大·哈列维以行医为生。除了研习医学与哲学，他还在当时西班牙南部最负盛名的学院里研习《塔木德》。他被公认为同时代最伟大的学者，过着贵族般的生活。犹大·哈列维为大多数犹太同胞的不幸而感到痛惜，他们没有他所拥有的优越条件，又在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中饱受苦难。他也为西班牙的富庶与繁华感到痛惜，他认为正是这些使犹太人无法履行上帝关于重返锡安的命令。在当时，重返以色列地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但以诗人的心，犹大·哈列维想象：只要犹太人全都立即回到他们古老的家园，他们的苦难就会终止，上帝对以色列的应许就会实现。

在犹大·哈列维的时代，西班牙的犹太人听说，在这个由基督徒与穆斯林分割的世界里，竟有一个王国选择皈依犹太教，这让他们深受鼓舞。这就是位于里海沿岸的可萨王国。这个遥远的国度里，犹太人过着自主的生活，关于它的消息使西班牙的犹太人充满希望与自豪。犹大·哈列维写下了他的犹太哲学著作《库萨里》，采取可萨国王与教导他犹太教义的拉比之间虚构对话的形式。对话体是阐述一种观点的有效工具；作者让提问者提出他想提出的任何疑问，再让回答者给出一个能激起提问者共鸣与赞同的答案。

在《库萨里》的开篇，可萨国王决定敬拜唯一的上帝。在一次梦幻中，他被告知自己的意图是好的，但做法不合上帝的旨意。可萨国王把一位哲学家、一位基督徒、一位穆斯林和一位犹太人请到宫中。他否定了哲学家，因为所有哲学家彼此意见不一，这清楚表明人的理性不足以确定上帝的真正本性。在听完这三种一神教宗教的代表们的陈述之后，可萨国王选择皈依犹太教。在全书余下的部分，可萨国王向那位为他的皈依作准备的拉比学习犹太教。这位拉比所主张的犹太教，代表着犹大·哈列维的犹太哲学。

犹大·哈列维论证说，犹太人有比人的理性更可靠的东西来教导形而上的真理；他们有一条不容置疑的历史传统，可上溯到西奈山上托拉的启示。既然无人能质疑这一启示的真实性——它曾被众多的人看见，并载于史册——那么托拉中所说的一切必定真实。犹大·哈列维进而努力表明，托拉所教导的是一套内部自洽的哲学。犹大·哈列维的哲学大致上被归为新柏拉图主义，但在许多方面是他本人独特的思想体系。

哲学家们教导说，人有三类灵魂——赋予生命的植物性灵魂、赋予运动能力的动物性灵魂，以及赋予决断能力的理性灵魂。理性灵魂为人所独有，是人身中死后存留的部分。理性灵魂只是潜在地存在；要使之成为现实，人必须通过研习哲学而获得理性。理性灵魂通过与“主动理智”相连接而获得永恒，主动理智是上帝之下的最高智能或“天使”。主动理智掌管着上帝不屑于留意的这个世界，就像维齐尔处理王国的日常事务，而国王只管王室的要务。

犹大·哈列维教导说，上帝之下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实体，即“神圣影响”。正如主动理智与理性灵魂相关联并回应它，神圣影响也与诫命的践行相关联并作出回应，诫命即上帝所颁的诫命。每个犹太人一出生就多拥有一层与神圣影响相对应的灵魂。犹太人履行诫命时，就使这潜在的灵魂成为现实，并上升到更高的存在层次。犹太人使用希伯来语能更充分地实现这一灵魂，住在以色列地则更是如此。当大多数犹太人住在以色列地时，所接受的神圣影响便强大到足以产生预言。这样，预言将重新出现；当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语言、以及上帝所吩咐的生活方式时，他们将在今世达到完全的荣耀。

在书的后半部分，犹大·哈列维以一种既是哲学又具诗意的语言描述宗教生活。他把犹太宗教生活描述为人类生活的顶点，这是该书最大的长处。《库萨里》写成后不久便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语。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它成为所有犹太哲学著作中最受欢迎的一部。直到今天，它仍被广泛阅读。

犹大·哈列维关于犹太人优越性的学说，内含于他关于犹太人有一种特殊灵魂的观念之中，与圣经和拉比关于人类一体的教导相矛盾。从纯粹伦理的角度看，这是不能接受的。不过，对于一个在两个人口众多、势力强大的世界性宗教之间受尽挤压的民族来说，它可以理解为其自豪感的来源。犹大·哈列维的哲学使犹太人为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宗教生活方式感到自豪。

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拉比摩西·本·迈蒙，又称兰巴姆）

摩西·迈蒙尼德是中世纪所有犹太哲学家中最伟大的一位，也是唯一一位作为历史上伟大哲学家之一而获得世界公认的犹太哲学家。他的哲学巨著是《迷途指津》。在这部著作中，迈蒙尼德把亚里士多德哲学纯理性的学说与犹太教的宗教学说调和起来。在此过程中，迈蒙尼德永久地改造了犹太教的学说与观念。他影响之巨，从一句在他去世后不久流传开来的话中可见一斑：“从摩西到摩西，再无一人如摩西。”迈蒙尼德不止在名字上像摩西；他以对犹太教的哲学阐释，仿佛为世界带来了一部全新的托拉。

除了哲学方面的成就，迈蒙尼德还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托拉学者之一。他写了一部《密释纳》注疏，并逐一列举了613条诫命。他编写了一部犹太教法典，是塞法拉德伟大法典中的第一部。他把自己的法典命名为《密释纳托拉》，即“第二部托拉”。尽管《密释纳托拉》是一部法典，其中也包含迈蒙尼德的许多哲学思想，以应当信奉和禁止信奉的信念的形式呈现。《密释纳托拉》把全部犹太教律法分为十四章，为犹太教律法引入了一种《塔木德》中并不存在的组织结构。迈蒙尼德用阿拉伯语写作《迷途指津》，却用清晰简明的希伯来语写作《密释纳托拉》。这部法典是历史上希伯来语文学风格与纯净清晰语言的伟大范例之一。迈蒙尼德希望，犹太人不必再苦苦钻研《塔木德》，也不必依赖本地拉比并不可靠的意见；只要翻开《密释纳托拉》，就能找到每一个宗教问题的答案。

迈蒙尼德生于科尔多瓦。他接受了托拉、哲学和医学方面的教育。除其他成就之外，他还是杰出的医生和研究者。他所撰写的医生誓言，今天仍被一些医学院用来代替希波克拉底誓言。

迈蒙尼德年轻时，科尔多瓦被来自摩洛哥的一个狂热的穆斯林教派占领。迈蒙尼德和家人为保全性命而改宗伊斯兰教，随后逃往北非，在那里重新皈依犹太教。迈蒙尼德定居埃及，担任伟大的马穆鲁克统治者萨拉丁的宫廷医师。他在埃及度过了余生。他生前即享有盛名，被公认为伊斯兰土地上所有犹太人的领袖。尽管他因激进的思想招致批评，但无论生前身后都极受爱戴，许多塞法拉德犹太社群至今仍每年举行节庆纪念他。

迈蒙尼德的哲学

迈蒙尼德教导说，人的理性若运用得当，就能像上帝的启示一样确实地引向对真理的认识。既然真理只有一个，托拉的教导与哲学的教导就不可能彼此矛盾。当托拉看似与科学和理性的发现相矛盾时，我们必须对托拉作寓意的解释，而非字面的解释，以消除这一矛盾。

让我们以创世七日的记载为例。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到，时间是运动的度量。我们称之为“日”的时间段，是太阳绕地球（表面）运动的度量。既然太阳直到第四日才被创造出来，那么“日”这个词就不能按字面理解，至少就创世的前三个“日”而言是如此。既然我们已经确定创世的记载使用的是寓意性语言，我们就可以自由地以象征的方式解释它。多亏迈蒙尼德的态度，现代的大多数犹太人在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时毫无困难。他们能够这样解释创世的记载，使它不必与现代科学的发现相矛盾。迈蒙尼德在他那个时代任务更为艰巨，因为亚里士多德曾教导说，宇宙是永恒的、非受造的。迈蒙尼德无法通过逻辑驳倒亚里士多德关于宇宙非受造的论证。在这一问题上，他得出结论说：既然支持和反对宇宙受造都有强有力的理性论证，我们就必须信仰托拉。^[3]

迈蒙尼德教导说，当托拉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时，托拉指的并不是形体上的形象，而是道德上的形象。人像上帝一样拥有自由意志；人能够在对与错、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上帝没有形体，无法与人的形态相比。托拉中用人的体貌来描述上帝的词语，必须理解为比喻。当我们说上帝看见时，我们并不是说上帝有眼睛，而是说上帝知晓一切。当托拉说到上帝的膀臂时，意思是上帝拥有无限的能力。在迈蒙尼德之后，大多数犹太人不再把上帝想象成米开朗基罗在西斯廷礼拜堂那幅名画中的样子。犹太人逐渐认为理所当然：上帝没有形状，也没有形体。

迈蒙尼德说，上帝是如此无限、如此超越，如此高出于人的理解之上，以致我们关于上帝所说的一切都不可能是准确的。我们只能言说上帝不是什么。例如，我们可以准确地说，上帝不是多。如果我们正面地说上帝是一，我们只说对了一部分；上帝的唯一性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其他可以被称为“一”的事物的唯一性。一切描述上帝的词语都是比喻，它们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上帝本身，不如说是我们以有限的人类感官所体验到的上帝。

亚里士多德教导说，上帝并不知晓世间事件的具体情形；上帝高居于这类知识之上。上帝永恒地沉思自身的存在，而这一存在包含一切永恒的真理。迈蒙尼德并未走得这么远，但在他的哲学中，他确实描绘了一位与托拉所描述的、与人建立亲密关系的上帝相去甚远的上帝。迈蒙尼德教导说，上帝并不怎么介入人类生活的日常事件。

在讨论“天意”，即上帝对宇宙的照管时，迈蒙尼德把可能降临于人的灾祸分为四类。有些坏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伤害了自己：他们饮食不当，生活放荡，及至健康受损，便抱怨上帝不公。有些坏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对彼此行恶。上帝已赐予人类完全的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善，也可以随心所欲地作恶；如果我们选择作恶、伤害无辜者，上帝并不干预。有些坏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的本性：例如，我们是会死的，因此我们死去。没有人会认为蚂蚁遭遇蚂蚁的命运、老虎遭遇老虎的命运是恶，我们也不应认为，人按其本性所难免的意外降临到我们身上是恶。最后一类事件是因上帝的审判而发生的，为要惩罚作恶者的邪恶。迈蒙尼德说，这种神圣的干预远比前三类事件罕见；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迈蒙尼德用“罕见”一词暗示上帝从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

在迈蒙尼德看来，上帝的天意显现在不变的自然律之中。迈蒙尼德说，事实上，《诗篇》中那节说要“在一切道路上认识主”的经文，就是一条研究科学的诫命，因为自然界的秩序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是借着自然事件、而非超自然事件为人所认识的。同样，迈蒙尼德说，生病的人必须祈求健康，但如果他同时不去看医生，他就是异端。上帝赐予我们医治之道，就是赐给人获取医学知识的能力；我们让医生施展他的本领，正是借此表明我们对上帝的信仰。

人们很自然会问：如果上帝如迈蒙尼德所说的那样行事，那么遵守托拉的诫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迈蒙尼德的教导中，遵守诫命的报偿只是间接的。诫命使人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从而使人有机会研习和沉思。最终的报偿留给那些获得关于真实事物之知识的人。人的灵魂借着获取知识而使自身得以实现，死后与上帝的知识相结合，存续以至永恒。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或在情感上令人满足的来世观念，但迈蒙尼德对于那些渴求快乐或情感满足而非知识的人，几乎没有耐心。

迈蒙尼德看不起普通人那种朴素的虔诚，也看不起他们对赏善罚恶的世俗化理解。他生前声望极高，无人敢批评他；但他去世之后，他的著作却受到批评，原因是他轻视未受教育的民众，还涉嫌异端。住在西班牙的伊本·提本（Ibn Tibbon）翻译家族把《迷途指津》译成希伯来语之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才得以读到这部著作。阿什肯纳兹的拉比们生活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虔诚的社会之中，迈蒙尼德对传统教义、尤其是对肉身复活所提出的质疑，使他们深感冒犯。法国因此爆发了一场大争论，即迈蒙尼德派与反迈蒙尼德派之争。应犹太当局的请求，法国国王烧毁了迈蒙尼德的著作。这场争论直到国王进而烧毁所有犹太人的书籍、犹太人不得不团结起来自卫时才告结束。

在《迷途指津》的导言中，迈蒙尼德解释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帮助那些因热爱哲学而背离犹太教的学生。他的意图是向他们表明，犹太教与理性哲学并不矛盾，而是彼此和谐的。迈蒙尼德写道，凡未精通各门基础学科、未熟悉犹太传统学问的人，都不应阅读此书，以免误解其意，被引入异端或谬误。

迈蒙尼德有意采用含糊的语言，以致除了同道的哲学家，没有人能明白他在说什么。未受过哲学训练的人读《迷途指津》时，只会从中找到对自己所信奉的宗教教义的印证。直到今天，仍有人认为迈蒙尼德写这本书是为了让哲学家回归犹太的虔诚，也有人相信他是想把虔诚的犹太人变成哲学家。无论他的意图如何，毫无疑问，在迈蒙尼德之后，犹太人关于上帝、人与世界的观念，都被取自理性哲学的概念永远地改变了。

迈蒙尼德所依凭的亚里士多德的科学观念，早已被现代科学推翻和取代。然而即使在今天，迈蒙尼德的著作仍然给那些寻求在世俗知识与宗教教义之间架桥的人以启发。迈蒙尼德是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著作的重要来源，后者把亚里士多德哲学带进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在18世纪和19世纪，现代科学与哲学在欧洲开创了世俗主义的时代，研读迈蒙尼德《迷途指津》的热潮促使许多研习《塔木德》的青年学生走出书斋，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求这种现代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