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美国的犹太人

移民浪潮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犹太人口一直保持在500万至600万之间，占总人口的2%至3%。人口统计预测认为，21世纪美国犹太人口将减少到400万或更少，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1]犹太人分三批来到美国，一批比一批规模更大。第一批是殖民时期到来的塞法迪犹太人。第二批是19世纪中叶到来的德国犹太人。第三批也是最大的一批，是1881年至1924年间来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近来还有规模小得多的移民，来自以色列人和前苏联犹太人。这些新的苏联移民对犹太教知之甚少，他们能否在美国确立犹太人的身份，目前还不清楚。

殖民地时期的犹太人

美洲的第一个犹太社群出现在荷兰人的定居点新阿姆斯特丹（后来的纽约）。1654年，一船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来到新阿姆斯特丹。荷兰人曾短暂地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巴西，他们那时便在那里定居，后来迁往加勒比地区，再从那里前往北美。荷兰总督彼得·施托伊弗桑特不愿放犹太人入境，但他的决定被荷兰西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否决，该公司有许多犹太股东。犹太人建起了自己的墓地，并在英国人接管这座城市之后建起了自己的会堂。这个会堂名叫谢阿里特以色列（Shearit Israel），至今仍然兴旺。他们现在的会堂建筑位于曼哈顿上西区。该会堂的宗教礼仪属于正统派的塞法拉德传统。

到美国革命时，十三个殖民地已有约2500名犹太人。他们在一些主要城市建立了会堂：罗得岛州纽波特的图罗会堂（Touro Synagogue），^[2]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米克维以色列会堂，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贝特埃洛希姆会堂，以及佐治亚州萨凡纳的米克维以色列会堂。这些会堂的选址并非偶然。犹太人前往的是那些实行宗教宽容的地方。这些殖民地或是出于原则，或是为了吸引移民，对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新教徒予以宽容，并进而宽容犹太人。宗教宽容当时还没有变成宗教自由或宗教平等。即使在美国革命之后，也过了几十年，各州才全部允许犹太人投票和担任公职。

这些犹太人几乎全是塞法迪犹太人，他们从荷兰、英格兰或美洲其他地方来到北美。其中也夹杂着少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但他们加入了已有的会堂，接受了塞法拉德的宗教礼仪。当时没有哪个犹太社群大到足以维持两个各自独立的会堂。美国革命之后，随着更多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从德国到来，他们开始维护自己，要求遵行本族祖先的习俗。

费城的犹太人海姆·所罗门通过出售战争债券协助了美国独立战争。殖民地的新政府信用不足，革命也没有成功的把握。要让投资者购买这些债券绝非易事。所罗门的努力为乔治·华盛顿的军队提供了经费。他还把自己的微薄家产用于战争事业。协助经手战争债券的人很多，所罗门只是其中之一，但他的努力在美国犹太人心中成了他们忠于新国家的象征。革命军队的队伍里也有犹太士兵。

乔治·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时，收到了纽波特会堂的贺信。华盛顿在回信时引用了这封信，写道：新共和国的政府“对偏执不给予认可，对迫害不提供帮助，只要求生活在其保护之下的人以良好公民的身份自处，并在一切场合给予政府切实的支持”。

美国的宗教自由

1789年，国会和各州通过了《权利法案》，即宪法最初的十条修正案。第一修正案保障政教分离，这意味着美国不得有政府官方支持的宗教，政府也不得干涉任何宗教的事务。政教分离的主张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他曾促成一项类似法案写入弗吉尼亚州宪法。^[3]

宪法制定者中有许多是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一位至高存在，但不相信任何特定宗教掌握着真理。他们还相信，宗教只有作为个人良心的自由表达、不受政府强制时，才有意义。由于这些信念，制宪者们抵制了那些想要把美国变成官方基督教国家的人。在美国，与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同，犹太人在各方面都能与基督徒美国人一样享有完整的公民身份。在美国盛行的宗教自由气氛中，许多新教教会兴旺起来。在这种气氛中，邻居们看待犹太人，与其说把犹太人看作信奉一种异己宗教的人，不如说他们是那种使人成为良好公民的普遍“宗教”的又一个变体的践行者。

美国革命时期费城最有名望的公民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种态度的例子。富兰克林是城里每一所教会的成员；他甚至还是米克维以色列会堂的认捐成员之一。富兰克林认为宗教活动对社会秩序有益，因此他乐于鼓励任何形式的宗教。

这一切都使犹太人在美国格外有家的感觉。另一方面，这也使犹太人容易融入主流社会，失去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特殊身份。犹太人要保持犹太身份并不容易。周围没有多少其他犹太人可供婚配。美国没有犹太宗教教育，也没有拉比。费城的丽贝卡·格拉茨仿照新教徒的宗教教育方式，于1831年创办了第一所犹太主日学校。主日学校讲授《圣经》故事和犹太教基本教义——这与欧洲犹太人那种高强度的教育相去甚远。由于人数少、犹太教育薄弱，殖民地时期的许多犹太人没有留下犹太后代。

德国移民

美国的犹太人口本来为数不多，一批大体上虔诚信教的德国移民使之重新焕发了活力。从19世纪20年代到1880年，即德国移民时期，美国的犹太人口从约5万人增长到约25万人。许多新的会众团体相继成立。德国犹太人既在东海岸已有的城市定居，也在新的边疆地区定居。许多德国犹太人追随其他德国移民的大队人马，在辛辛那提以及俄亥俄河谷和中西部北部其他地方定居下来。还有许多人定居在南方。犹太人分散到内地的各个小镇。南北战争爆发时，犹太人在双方阵营中都有参战。

在中欧，犹太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边缘，靠填补新兴的或无人愿意填补的空缺为生。在美国的边疆，犹太人也找到了类似的空缺。典型的德国犹太移民是从背包小贩做起的。通常由一位较早来的移民充当供货商，为他置办一个背包和一批工业制品。他走村串户，从一个农场走到另一个农场，兜售货物。等攒够了钱，小贩就会买一辆马车，增加存货。一旦攒够了钱，又探明了一处好地点，他便在一个镇上定居下来，开一家自己的店铺。美国许多大百货商店，如梅西百货，都是德国犹太人创办的，他们最初只有一个行商的背包。

塞法拉德的犹太人则回避德国移民。塞法迪犹太人自认为在血统和文化上都更优越。而且他们来美国更早，比阿什肯纳兹的新来者美国化程度高得多。不过，德国犹太人在美国迅速攀上经济阶梯，也形成了自己的贵族阶层。美国的快速工业化带来了新的经济机遇，而德国犹太移民正好处于有利位置，既能为之出力，也能从美国不断增长的财富中获益。犹太人被排斥在大多数主要行业和商业银行业之外，但经济边疆上还有别的机会。除了零售业巨头，还有犹太投资银行家，如大卫·塞利格曼、马库斯·戈德曼、约瑟夫·萨克斯、所罗门·洛布和雅各布·希夫。迈耶·古根海姆和他的儿子们在采矿业发了大财。这些新贵在纽约第五大道为自己建造了豪宅。他们建造了宏伟如大教堂的伊曼纽尔会堂作为礼拜之所。约瑟夫·塞利格曼是美国几位总统的私人朋友。格兰特总统任内，曾有人请他出任内阁职务，他谢绝了。德国犹太人显然在美国站稳了脚跟。^[4]

随着边疆向西推进，犹太人也随之西去。在远西部的新兴城镇和采矿营地，有许多犹太人。按照通常的模式，这些犹太人大多不是来采矿或养牛的，而是来开零售店的。犹太人从最初就参与了旧金山的建城，并积极参与该市的公共事务。到1849年，那里已经有两个会众团体。一位名叫利维·斯特劳斯的犹太小贩来到加利福尼亚，向淘金热的矿工出售做帐篷用的牛仔布。到了那里之后，他决定用这种布料做裤子而不是做帐篷，蓝色牛仔裤就这样诞生了。

德国犹太移民潮是由中欧1848年革命的失败促成的。自由主义的失败使许多犹太人前往美国，寻求自由并摆脱贫困。1848年之后的移民中，有最早来到美国的几位受按立的拉比。他们大多是改革派拉比，其中许多是激进的改革者。19世纪后半叶，美国犹太会众的多数都采用了改革派礼仪，这种礼仪是在他们祖先的德国发展起来的。直到下一波来自东欧的移民出现之前，看来改革派礼仪将成为美国的犹太礼仪。

针对犹太人的社会限制

尽管美国是犹太人的自由之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经济生活中某些门路始终对他们关闭。没有犹太人被任命为大公司的董事，也没有人在这类公司中获得高层管理职位。犹太人被排除在公司律师事务所、大学教授职位、商业银行业以及其他高地位职业之外。由于无法在这些职业中晋升，有抱负的犹太人转而成为创业者。他们或为自己工作，或在犹太人经营的小公司里工作，从而避开了公司里的反犹主义的影响。19世纪中叶，美国兴起了一种新的反犹主义——社会排斥。

1877年，美国最显要的犹太人约瑟夫·塞利格曼被萨拉托加的联合大酒店拒之门外。塞利格曼家族过去常在该酒店度假。酒店前主人遗产的执行人亨利·希尔顿法官宣布，自此以后联合大酒店不再接待犹太人。限制犹太人的做法变得司空见惯。他们不得进入外邦人精英的度假地、社交俱乐部和慈善组织。许多城镇和街区限制犹太人居住。这一切大多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靠的是“限制性契约”或“君子协定”：不提名任何犹太人做会员，不带犹太人做客，不向犹太人展示房屋，等等。20世纪20年代，美国许多精英大学设立了配额，限制录取的犹太学生人数。

这与19世纪初美国社会那种开放和普遍的善意相比，是一大变化。变化因何而来？随着美国犹太人数量增加，其中一些人变得富有而成功，旧精英开始把犹太人视为对他们在美国社会霸权地位的威胁。此时的欧洲，反犹主义正愈演愈烈，美国也未能免于这一祸害。美国人还日渐畏惧大批从爱尔兰、意大利和东欧涌来的移民。以往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是北欧人，他们在外貌、文化和宗教上与英国人相近。新移民在族裔上截然不同，且大多是天主教徒或犹太人。一场强烈的本土主义运动兴起，警告说美国将被蜂拥而至的外国人淹没和毁掉。在这种氛围中，反犹主义抬头了。

尽管社会和经济的壁垒出现了，对犹太人的歧视却从未成为法律或政府的官方政策。宗教自由和尊重多样性的价值观在美国社会根深蒂固，个人的和社会的偏见不允许公开与之相抵触。对犹太人来说，美国仍然是机会之地——即便不是在社会的一切领域，至少也在足够多的领域为经济和社会抱负提供了出路。犹太人应对社会限制的办法，是创办自己的社交俱乐部、乡村俱乐部、大学兄弟会、慈善机构和度假地。在卡茨基尔山、新泽西海岸的一些市镇以及其他地方，都开辟了犹太人的度假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针对犹太人的社会限制逐渐减弱。军队生活的整齐划一，对美国社会起到了极大的拉平作用。各大学取消了犹太学生配额，以接收归来的犹太退伍军人。犹太人在各族裔混居的郊区购置房屋，这些郊区正是为满足退伍军人的住房需求而迅速兴起的。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及随后形成的观念——美国不是熔炉，而是一个多族裔社会，每个群体都有其应有的位置——使限制进一步瓦解。如今，犹太人在大公司进入高层管理圈子，或在交响乐团、博物馆的董事会中任职，已不再罕见。各个领域都有许多犹太裔大学教授。今天的美国犹太人有着完全的归属感，在文化机构、政府和上流社会中担任显要角色时也不会感到不自在。

东欧移民

1881年的排犹暴动之后，东欧的犹太人不再指望启蒙运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在那一年，东欧犹太人移民美国的洪流开始了。从1880年到1900年，近一百万犹太人来到美国。从1900年到1924年，又有一百多万人到来。那些年里，东欧的犹太人或许有半数迁往了美国。这股浪潮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被遏止，国会通过了一系列限制性移民法，以限制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

东欧人改变了美国犹太教的面貌。他们到来时的境况，与他们的德国前辈大不相同。这些犹太人大多贫穷，没有在美国经济中有用的教育背景或技能。19世纪中叶德国犹太人曾经拥有的经济机会，如今已不复存在。移民们挤进东海岸各大城市可怕的贫民窟，尤其是纽约。他们成为工厂里的工人，这些工厂纷纷涌现，正是为了利用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犹太劳工在服装业尤其占主导地位。一些犹太人开起小店铺，或推着小车叫卖，另一些人则成了油漆匠、木匠之类的手艺人。

纽约市是大多数犹太移民的目的地。他们偷偷越过俄国边境，在德国取得过境签证。他们辗转来到汉堡，在那里预订前往美国的轮船票。他们坐统舱渡海，旅途艰苦至极。船上拥挤不堪，配给的伙食少得可怜，而且不合乎洁食规定，因此许多犹太人只吃随身携带的那一点点东西。较早的移民在曼哈顿下城的城堡花园登陆。后来，由于移民人数众多，美国移民当局在纽约港的埃利斯岛建起了一个大型的移民检查站。当局对这些惊恐惶惑的移民通常十分和善。只要移民没有传染病迹象、又有劳动能力，就被准许入境。新移民往往会取一个更像美国人的新名字，以此作为融入美国社会的第一步。

下东区

大多数新移民的第一个落脚点是曼哈顿的下东区——一个拥挤不堪、极度贫困的贫民窟。整栋公寓楼往往只有一个水槽或一个厕所，也没有热水。为了付房租，移民们招徕大量房客寄宿搭伙。一个有许多孩子、还住着多达十几个房客的家庭，就挤在几个小房间里。

下东区的街道上熙熙攘攘。东欧的社会风气在犹太肉铺、杂货店和自助餐馆里重现。穷苦的小贩推着手推车，在街角兜售货物。许多店铺出售犹太书籍和宗教用品。那里有许多临街的会堂。这些会堂中有些是同乡会（landsmanschaften），即由来自东欧同一村庄或同一地区的犹太人结成的“故国协会”。这些会堂保留着故乡的社会习俗和宗教曲调。意第绪语是街头的通用语言，不过犹太人都力争尽快学会英语。移民们阅读意第绪语的美国报纸，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犹太前进日报》。意第绪语戏剧和文学兴盛了一时，直到讲英语的第二代犹太人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贫困，返回欧洲的犹太人却极少。只有约10%的人回去了，这一比例远低于任何其他移民群体。来自意大利或爱尔兰、德国或英格兰的移民，这些国家或许仍可算作家乡；而对犹太人来说，俄国从来就不是家乡。从踏上这片海岸的那一天起，犹太移民就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成为美国人。

美国化

德国犹太人不乐见大批东欧犹太人涌入美国。他们一向尽量避免引人注目，认为不显眼是他们在美国获得接纳的必要条件。这些移民人数众多，而且一举一动都显得粗野无文。德国犹太人担心他们会招来反犹主义。尽管心存这种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因为这种感受，德国犹太人竭尽所能帮助东欧犹太人尽快成为美国人。他们建立了希伯来移民援助会（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和社区服务中心（settlement house）等组织，为移民提供基础教育和各项社会服务。新来者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也学习美国社会的礼节和文雅习俗——怎样使用手帕，怎样使用刀叉，怎样举止端庄含蓄而不张扬。除了帮助这些移民，德国犹太人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联合分配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帮助仍留在东欧的犹太人抗击迫害与贫困。

这批贫穷的移民沿着经济阶梯向上攀升、融入美国社会的速度，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移民群体都快。移民一代牺牲了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为的是让子女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奋斗的主要武器是教育。东欧犹太人把犹太文化中对学问的推崇，变成了美国犹太人的一种世俗特质；受过大学教育的男孩就能出人头地。移民的子女中有一部分、孙辈中则大多数成为拥有大学学位的专业人士。低薪工厂工人的孙辈成了医生、律师、牙医、工程师和会计师。许多人成了中小学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尤其是在大学取消限制之后，许多人成了科学家和教授。第一代和第二代犹太人奋力走出工厂，成为成功的小商人，但他们的子女通常不愿接手生意。他们多半是去上大学，成了专业人士。近年来，许多美国犹太人在计算机领域取得了成功。

移民们初尝成功的滋味后，便搬出下东区，迁往布鲁克林或布朗克斯。到20世纪20年代，纽约各行政区环境宜人的街区里已出现大型的中产阶级犹太社区，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等城市也有类似的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犹太人迁往郊区，这些街区逐渐解体。如今大多数纽约犹太人已不住在市区，而是住在长岛、康涅狄格州南部和新泽西州北部。其他大城市的情况也相似。今天美国的犹太人口几乎全部集中在最大城市的郊区，其中一半住在纽约大都会区。

美国的犹太教与犹太身份

移居美国的犹太移民，大体上是欧洲各犹太社群中宗教上最淡漠的人。美国被称为“特里法梅迪纳”（treife medina），即“不洁之国”，在那里犹太人不遵守律法和传统。一踏上这片海岸，大多数犹太人便丢掉了犹太人所特有的发型和衣着，穿得和普通美国人一样。要做“美国人”的热情极为强烈。多数移民都设法让孩子不会讲意第绪语。他们希望孩子只讲英语，像真正的美国人那样。移民们并不区分、也无法区分两样东西：一是他们想要抛弃的旧大陆的生活方式，二是他们或许希望保留的犹太信仰与宗教实践。另一方面，移民们又无法想象一个“非犹太的犹太人”。他们从童年起就浸淫在犹太文化之中，在美国又生活在犹太社区里，因此犹太性——即“犹太特质”——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事实。一个移民犹太人若吃了不符合洁食规定的食物、无视犹太节日，或回避对犹太同胞的社群责任，就会感到极不自在。他们若存心去做，可以抛弃犹太性，却无法对它漠然置之。

在美国出生的那一代人，则得以摆脱那种曾是他们父母一生际遇的犹太性。许多人选择摒弃父母的生活方式，以实现父母的目标：拥有真正“美国化”的子女。对许多犹太人来说，同化似乎成了最高的目标。在第二代美国犹太人中，会堂成员人数、犹太知识与守教程度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尽管如此，移民的子女仍住在犹太社区里，依然感受到自己身为犹太人的事实。有人把这当作负担，有人乐在其中，许多人则只是觉得理所当然。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迁往郊区，意味着第三代犹太人是在一个更为多元的社会中长大的。犹太性不再是街头环境的一部分。在这种环境里，犹太人完全可以消融于毫无差别的美国个体大众之中，有些人确实如此。然而许多犹太人发现，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犹太身份形式，来取代已经失去的族群社区归属感。犹太人在新的郊区社区建立会堂——这些会堂通常规模宏大、气势不凡，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犹太人不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不自在，而是自豪地在美国宗教与文化身份的社会图景中占据一席之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随着新郊区相继建成，会堂归属比例从全体犹太人的四分之一上升到一半。美国的许多会堂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

族群认同与宗教认同

会堂的会员身份成为在美国确立犹太人身份的首要方式。在任何时候，大约半数美国犹太人都是会堂会员；许多人至少在子女年幼的那些年里会加入一所会堂。考虑到会堂会员身份完全出于自愿，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比例。另一方面，一个犹太人属于某所会堂，并不意味着他或她积极参与犹太宗教生活。多数会员只把会堂用于子女接受通往巴尔·米茨瓦（Bar Mitzvah）的宗教教育，以及在圣日参加礼拜。确立犹太人身份的不是参与，而是会员身份本身。当然，每个会众团体中都有一个积极分子组成的核心，但他们通常只占会员总数的一小部分。

美国会堂是美国教会的犹太版本。欧洲的会堂主要是学习之所。它是社群机构，靠强制性的社群会费维持。美国会堂则主要是礼拜之所。它是自愿结成的团体，美国法律也要求它如此。会员身份表明一个人是犹太教的信徒，不过犹太人特有的那种族群与文化共同体意识也体现在会堂会员身份之中。^[5]

作为一个宗教，美国犹太人取得的地位超出了其人数所应有的水平。人们把犹太人视为美国文化中三大宗教群体之一——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美国生活中有许多因素促使犹太人把自己的犹太身份看作宗教身份——会堂作为机构的重要地位、美国社会对各种宗教表达方式的开放，以及宗教身份可能比族群身份更能抵御同化力量这一事实。此外，整个社会似乎也乐于把犹太人归为一个宗教，而不是一个族群或民族群体。

从历史上看，犹太教的实践始终依赖于身为犹太民族的一员。对以色列人来说，犹太民族身份仍然先于宗教。另一方面，很少有美国犹太人把自己看作犹太民族的成员。年轻一代大多不知道，他们的祖先从来就不是波兰人或俄罗斯人，即使他们曾住在那些国家。尽管缺乏民族意识，许多犹太人仍更多从族群而非宗教的角度理解自己的身份。正如有非洲裔美国人、意大利裔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他们是犹太裔美国人。犹太人用各种不依赖宗教信仰与实践的方式表达族群身份。一个族群意义上的犹太人可能通过吃祖先从欧洲带来的食物来表明族群认同，比如熏鲑鱼和贝果、腌鲱鱼或洛克申库格尔（面条布丁）。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成年的美国犹太人，以以色列国为荣，并通过慈善捐款和政治活动表达对以色列的关切，以此认同自己是犹太人。对许多年长的美国犹太人来说，每年向联合犹太呼吁会（United Jewish Appeal）捐款以支持以色列的社会服务，是他们认同犹太身份的主要方式。把以色列当作犹太身份的替代品，在年轻一代中不那么常见，他们不记得以色列1967年那场惊人的胜利。他们成长的年代，以色列已不再被视为与歌利亚搏斗的小小大卫；在那个时代，以色列经济状况改善，对美国犹太人援助的依赖也减少了。一些较年轻的美国犹太人通过美国关于黎巴嫩战争和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的负面新闻报道来看以色列，他们感受不到老一辈所珍视的那种对以色列成就的自豪。随着以色列变得更为安全，犹太慈善机构把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加强美国的犹太人身份认同，用于支持以色列社会服务的比例则减少了。

除了支持以色列和犹太慈善事业，犹太人还通过加入犹太社区中心来表达族群身份；在那里，体育、儿童日间营、心理咨询等世俗活动都在犹太人的社会环境里进行。边远地区的会堂会员比例往往更高，而许多纽约犹太人觉得，仅仅住在纽约地区就足以构成犹太身份。族群意义上的犹太人可能通过津津乐道于一些看似细微、但（对他们而言）意义重大的犹太文化特征来表达身份，比如健谈、易激动、聚会时上很多食物而酒很少、按犹太人偏爱的风格装饰家居和穿衣，等等。

同化与身份认同

许多美国犹太人虽不表现出任何外在的犹太身份标志，却仍迫切希望子女保持犹太人身份，尽管他们未必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犹太人往往觉得自己有义务把犹太身份和对犹太民族的忠诚传给子女。即使是那些已完全失去对犹太教的正面认同的犹太人，通常也希望子女不要走到抛弃犹太身份的最后一步，即正式皈依另一种宗教。

在移民一代身上十分明显的同化冲动，如今大体已成过去。构成今天美国犹太社群主体的第三代和第四代美国人，对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感到自在。他们的问题不是如何成为美国人，而是如何保持犹太人身份。犹太人已在美国社会获得足够程度的接纳，因此犹太身份很少被视为负担，反而常被视为一种好处（身为族群的独特乐趣、属于一个在美国社会地位显赫的族群／宗教群体的荣誉，等等）。过去，与信仰外的人结婚的犹太人几乎总是改信配偶的宗教。今天跨信仰通婚多得多，但大多数跨信仰通婚的犹太人保留自己的宗教和身份。更严重的问题是，跨信仰通婚所生的子女中，只有约四分之一在成年后自认是犹太人。在两种宗教共同熏陶下长大的孩子几乎从不接受犹太身份。美国的犹太社群必须把跨信仰通婚子女的犹太身份认同比例提高到至少50%，才能世代延续下去。跨信仰婚姻问题在美国犹太人中引起极大焦虑。它也在两派人之间造成冲突：一派努力向跨信仰通婚者伸出援手，把他们引入社群；另一派则设法阻止跨信仰通婚。犹太联合会理事会1990年进行的犹太人口调查表明，美国犹太人口正在萎缩，主要原因是同化以及跨信仰婚姻在世代更替中造成的后果。犹太领袖对这一调查作出回应，采取了各种富有创意的策略，包括设立领导人才培养项目、以新的努力吸引跨信仰通婚夫妇及其子女走进会堂，以及推动年轻美国犹太人访问以色列。

意第绪语有句俗话：“孩子们想要忘记的，孙辈却想要记起。”在今天的年轻美国犹太人中，我们或许正看到这一现象的某些迹象。传统礼仪的遵行、犹太研习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犹太群体归属，都出现了复兴的迹象。研究表明，移民美国的族群，其族群身份通常到第三代便已丧失。今天在美国成长的年轻犹太人大多是第四代、第五代美国人。有迹象表明，这些犹太人中的许多人将打破这一模式，继续保持犹太人身份，或是因为犹太族群性的强大拉力，或是因为新发现的宗教认同使他们仍然是犹太人。

美国犹太教的新教化

可以说，所有美国人都信仰同一种宗教。美国天主教、美国犹太教以及美国新教各教派，都只是这同一种宗教的不同形式。它们的共同点是那个最初属于新教的信念：宗教由每个人在心灵与灵魂中私下持有的价值观和信仰构成。因此，宗教与公共生活并不直接相关。人们预期，每一种宗教无论有什么独特之处，都会引导其信徒形成相似的公共价值观，即成为好公民。在美国，有宗教信仰很重要，但信哪一种宗教则无关公共事务。

这种宗教观使犹太人得以完全融入美国社会，但也在犹太教的意义上造成了内在冲突，因为犹太教在历史上是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犹太律法、习俗和教导指导着日常生活——无论公共还是私人——的每一个方面。犹太人珍视自己的独特性，不仅是在教义和价值观方面，而且在社会与私人存在的每一个方面。许多美国犹太人觉得，犹太教被贬抑成美国社会所定义的那种单纯的“宗教”，因而受到削弱。除非属于少数选择完全脱离美国社会主流生活的人，美国犹太人都必须努力为犹太教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位置。

美国的犹太学术研究

犹太教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宗教。要在领袖和全体犹太人中间保持高水平的学问，犹太教才能存续下去并保有内涵。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的犹太人在应对这一挑战时颇感吃力。主日学校和午后希伯来语学校传授的知识极少，一般也未能让学生体会到研习托拉的乐趣。美国真正的犹太学者人数很少，且几乎全是来自欧洲的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拉比神学院不再依靠从欧洲输入师资；它们在美国本土培养自己的学者，而美国已成为世界犹太学术研究和犹太书籍出版的一个中心，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以色列。

位于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的布兰迪斯大学创办于1948年，是美国唯一由犹太人出资创办的世俗大学。布兰迪斯大学吸引了许多犹太学生，其犹太研究系实力雄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学院和大学开设了犹太教课程，甚至设立了完整的犹太研究系，其中包括全国最负盛名的几所学院。（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有实力雄厚的犹太研究系。）许多大学出版社出版犹太学术著作，甚至在一些犹太人口不多的州也是如此。目前美国有300多所学院和大学至少开设一门犹太教课程。

这等于美国社会承认，犹太知识与文化是美国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犹太研究课程也为那些在童年宗教教育中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的年轻犹太人开了一扇门，使他们能更多地了解犹太教。美国犹太学术的雄厚实力表明，美国犹太社区已能自我维持，不再依赖源源不断涌入的更为虔诚、更有学问的移民来维持自身运转。从消极方面看，近年来公立学校和大专院校的社会学科强调多元文化，却一般并未承认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理应因其在世界史和美国史上的成就与贡献而受到重视。

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为数不多但人数日增的年轻犹太人正在接受较为密集的犹太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来到美国的正统派犹太人建立了一套广泛的犹太全日制学校体系，其中每天至少有一半时间用于学习传统的犹太科目。保守派运动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全日制学校网络，近年来一些改革派会众也办起了自己的犹太全日制学校。犹太年轻人可以通过夏令营、周末静修，或在高中、大学期间赴以色列学习一段时间，偶尔获得一些密集的犹太学习体验。各种替代性机构纷纷涌现，为各个年龄段的犹太人提供犹太学习机会。这些机构包括开设晚间课程的“自由大学”、静修中心和大型会议。在以色列和美国都有静修中心，中年或退休后的犹太人可以在那里用半年或一年时间专门从事密集的犹太学习。午后学校和周末宗教学校的课程质量多年来有所改善，但这些机构仍然不足以提供维系一种恪守信仰的犹太生活所需的全部知识与启发。

美国有何不同

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散居地社群像美国犹太社群这样自由，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如此成功，并如此深入地融入主流文化。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流亡之中。美国就是他们的家。

有人警告说，美国犹太人不该在美国感到过于自在。他们提醒我们，犹太人曾在巴比伦和西班牙感到自在，最终却被逐出这些地方。不过，美国与犹太人曾经一度受到欢迎的其他地方之间，似乎确实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异。

无论犹太人在巴比伦、西班牙还是波兰多么自在，他们从未被视为巴比伦人、西班牙人或波兰人。他们始终与“本地”居民区别开来。本地人拥有自己的宗教、习俗和祖先记忆，借此把自己与那些被容忍地生活在他们中间的“外国人”区分开来。

除了美洲印第安人，美国没有本地人，而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中几乎不处于中心地位。犹太人和人口中的其他成分一样，都是美国的本地人。在美国这个多民族、多种族的社会里，犹太人只是众多亚群体中的又一个，而且并不算特别显眼。

在民族主义时代，欧洲各国以自身的过去和古老习俗为荣，而美国人则深切感到自己缺少悠久的历史。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把《圣经》当作自己的历史。美国人把自己看作又一个以色列，正从埃及出来，要建立一个新国家。《圣经》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如中世纪的过去在欧洲各国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犹太人无法认同欧洲各国古代日耳曼人、凯尔特人或斯拉夫部落的异教历史，但在美国所承袭的过去即《圣经》之中，犹太人正是中心人物。这使犹太人在美国文化中感到自在。此外，美国犹太人并不觉得美国主义所主张的民主、自由、理性价值与犹太教的历史价值之间有何矛盾。在他们眼中，二者已合而为一，因此做一个好犹太人也就是做一个好美国人的一条途径。

当然，有朝一日美国也可能变得对犹太人不友善，但那样的美国将与今天的美国截然不同，令人难以想象。那将意味着美国自历史之初所代表的一切发生彻底的逆转。

犹太人不仅在美国文化中感到自在，还在塑造这种文化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电影工业几乎完全由犹太人创建。早期电影里充斥的是上层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粗犷的牛仔。犹太电影大亨们自觉地避免让犹太人物和犹太性出现在自己的影片中。然而，正是他们对美国人民和文化的感受力，创造了美国电影中的经典人物。在美国文化其他媒介的发展中，包括电视、新闻业、当代小说、交响音乐和音乐剧，犹太人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在烹饪风格、服装样式等美国文化的日常层面，犹太人的影响同样超出了他们的人口比例；他们对美国的医学、技术和科学进步贡献巨大。美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中，近三分之一由犹太人获得。很难想象没有美国犹太人贡献的美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