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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现在与未来

20世纪有四个事件永久地改变了犹太教的面貌:大屠杀、以色列国的建立、美国犹太人社群的兴起,以及犹太人从前苏联的出走。

1900年,东欧是犹太世界的中心。犹太人刚刚开始应对现代性的挑战。那些仍然与古老传统十分亲近的犹太人不断从东欧的偏僻角落涌出,与西欧和美国更为现代化、同化程度更高的犹太人产生了创造性的互动。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犹太人能够自由地按自己的节奏、以自己的方式适应现代性,事情会怎样发展。犹太人无法控制的事件断然切断了他们与传统信仰的联系,把他们推入与上帝、与自己、与世界的一种新关系之中。

大屠杀毁灭的不仅是六百万犹太人个体,还有把犹太民族与其过去连接起来的文化与社群。纳粹毁灭的不只是生命;他们抹去了欧洲犹太人腹地的犹太文化。乡村、市镇和城市隔离区中的数千个犹太社群被消灭殆尽,连同它们的学校、经学院、图书馆、会堂以及其他犹太生活机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六百万犹太人的家园,这相当于全世界犹太人的一半。美国的犹太社群比散居地历史上任何一个犹太社群都更自由、更繁荣,也更能安居于他们所居住的土地。美国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犹太人从未面对过的新的艰巨挑战。犹太人无疑会在美国取得成功——但犹太教呢?

20世纪,犹太人返回了以色列地的家园。在外邦人统治下依靠宽容生活了两千年之后,他们重建了拥有主权的犹太国家。犹太人重返权力关系的舞台,再次成为列国中的一个民族。中断两千年之后,犹太人再次拥有了权力的特权,也再次承担起令人敬畏的责任。既然我们所知的犹太教是在无须操心这类事务的情况下演变而来的,那么犹太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将如何体现在国家的各项制度之中?在即时通讯和洲际弹道导弹的世界里,国界还能提供什么样的文化边界、什么样的安全保障?

1881年至1924年间,东欧半数犹太人离开了东欧腹地。大屠杀后幸存下来的其余犹太人,则因处境不同,从1917年或1945年起直到1991年被困在共产主义的铁幕之后。自那一年起,前苏联的两三百万犹太人得以自由地离开或留下,移居以色列或美国,或者留下并以任何他们愿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犹太身份。到2000年,这些犹太人中将有大约一半离开,一半留下。在共产主义下经历了两三代人被强制的无神论和与犹太传统的疏离之后,他们能否重新连接上自己的犹太身份,尚待观察。

1906年,波兰的三百万犹太人为一个全国性的犹太代表会议——一个现代凯希拉(社群)——举行了选举。犹太社会党“崩得”(Bund)赢得相对多数票,超过总票数的三分之一。位居第二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正努力在以色列地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家园。阿古达特·以色列是一个反现代主义的正统派犹太政党,远远落在第三位。这些选举结果反映了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最有活力的犹太社群的议程。到21世纪初,不仅波兰犹太社群已湮没无闻,许多曾吸引他们关注的问题也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已经死亡,在犹太人中间如此,在所有民族中间也是如此。犹太复国主义早已实现了它最初的目标,并被重新定义为在复兴的犹太国家中寻求意义与目的。宗教上对现代性的反对,在世界上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见于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基督徒以及正统派犹太人之中。近几十年来,宗教右翼比1900年时更多地介入政治进程,对社会的要求也更加激进;而在1900年,宗教传统主义者更多处于守势。不过,大多数犹太人无论现在还是当时都欢迎现代社会的种种好处,不会为了传统所提供的确定性而抛弃它们。

假如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要选出一个世界代表大会,议题将会大不相同。西方的犹太人分属正统派、保守派和改革派等宗教派别,此外还有世俗文化派和已被同化的“边缘犹太人”。在以色列,犹太人则分为阿什肯纳兹人和塞法迪人、老居民和新移民、世俗主义者、正统派民族主义者以及极端正统派的哈雷迪人。在政治上,以色列人和美国犹太人都深刻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在土地与和平问题上与巴勒斯坦人妥协,另一派则主张强硬运用以色列的实力,坚持对《圣经》所许的整片土地保有政治主权。

2000年,世界上有一千多万犹太人。大约五百万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另有五百万生活在美国。前苏联还留有一百多万犹太人,而在民主的西方各国,较小的社群正在兴旺发展。1900年,犹太民族在地球上的分布要分散得多。许多犹太社群在大屠杀中被消灭,还有更多社群因现代犹太国家建立以来的流亡者聚集而消失。1948年,以色列接纳了大屠杀幸存者;20世纪50年代初又接纳了北非和中东的犹太人。来自也门、印度和其他偏远地区的孤立犹太社群已在以色列重新立足。20世纪70年代,大批犹太人离开阿根廷和伊朗。近些年来,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和前苏联的许多犹太人已迁往以色列。不久之后,以色列将成为世界上半数以上犹太人的家园,这种局面自公元前586年巴比伦流亡之前以来从未出现过。

在21世纪之初,世界上不仅成千上万的动植物物种正在灭绝,世界上众多的古老文化也在消亡。语言、宗教、生活方式,都在购物中心、高速公路、电脑、音响和快餐的无情冲击下日趋消亡。现代性的物质诱惑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人愿意仅仅为了保存自己的古老文化而成为活化石,仿佛自己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另一方面,人们看到自己的文化消失,又深感悲哀。在这场围绕现代性的戏剧性社会冲突中,犹太人扮演着颇为独特的角色。犹太人在缔造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却是受现代性威胁最甚者之一。在21世纪之初,影响到犹太教每一个运动——无论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的重大问题,是如何最好地维持犹太人的人口数量,并为未来保全犹太教中被视为珍贵的东西。哪些可以当作过时的旧习而放弃,哪些可以改造,哪些必须作为犹太教的精髓而永世保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如果犹太人按世界平均生育率繁衍,今天世界上应有5000万至6000万犹太人。而实际只有1000万,可见犹太人口的增长并未跟上世界人口的增长。大屠杀使犹太人口遭到重创,但此后犹太人生育率低下,对犹太人口总数的整体影响更大。犹太人集中于相对富裕国家的城市地区,而这些地方的人通常子女很少。若非正统派犹太人重视大家庭——他们急于补充自己的社群,以回应大屠杀——人口数字还会更加惨淡。今后,由于跨信仰通婚和美国普遍同化的影响,犹太人口将面临更大的威胁。20世纪60年代以前,很少有犹太人与本民族之外的人结婚。如今,跨信仰通婚所生的子女中,有大量的人第一次开始生儿育女。这些孩子中远不到一半被作为犹太人抚养。此外,美国许多在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会堂归属或犹太教育的人,对本群体几乎没有感情或忠诚可言。近几十年来,一些基督教传教组织大肆以没有宗教信仰的犹太人为目标,鼓励他们保留残余的犹太文化认同,同时改信基督教。有组织的犹太社群对这种传教活动深感威胁,因为它拒不承认犹太教的完整性,也因为很难向善意的基督徒说清楚:为什么犹太人对宗教合并的提议感到受威胁、受压迫。美国犹太人作为开放社会中的少数群体,其生存取决于社会对保持差异之权利的尊重。

人口预测表明,美国犹太人口将在21世纪中叶减少。当犹太人占美国人口不足1%时,他们就有可能不再被视为重要的少数群体。这将使犹太人更难要求他们作为宗教少数群体生存所需的便利,例如公立学校承认犹太节日,以及承认星期六为犹太人的安息日,即休息日。同样不清楚的是,规模更小的犹太社群能否维持全国性的会堂组织、神学院和其他群体生存所必需的机构。因此,犹太教在美国能否继续存在,可能取决于美国犹太人能否将其人口维持在数百万信众这一最低水平之上。这需要采取积极的策略来扭转近来的趋势。与此同时,尽管有种种担忧和悲观的预测,美国的犹太社群仍展现出惊人的活力。美国犹太教因大屠杀而与其在旧大陆的根基断绝,却表现出自立自强、成功适应新大陆环境的能力。

犹太人被同化“爱死”的危险,大于被迫害“恨死”的危险。以色列在中东仍有许多敌人,但以色列很强大,其盟友也很强大。反犹主义是20世纪最嗜杀的意识形态之一,目前其危害之力已大为削弱。在美国,反犹主义还不足以阻止犹太人追逐美国梦。美国犹太人既可以自由地融入大社会,也可以按自己的节奏生活,想保持多么鲜明的特性就保持多么鲜明的特性。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共产主义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以反锡安主义的形式推行反犹主义,但这一运动今天已失去大部分力量。穆斯林国家和前共产主义国家尽管没有犹太人,却仍存在反犹主义,但反犹主义的政治力量正在衰退。许多穆斯林国家寻求与以色列和平相处、相互迁就,因而正在收敛反犹言论。联合国曾在1975年以一项公然反犹的举动通过决议,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式,却在20世纪90年代撤销了该决议。反犹主义的减弱意味着,至少在不久的将来,犹太人将不再由外部力量凝聚在一起。1900年,在许多犹太人看来,身为犹太人似乎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命运。对某些犹太人来说,这像是福分;对另一些渴望同化的人来说,这像是诅咒。今后,犹太人只有自己做出选择,才能作为一个民族保持团结,并忠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往好里说是福分,往坏里说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一个自由社会里,我们如何判定谁是犹太人?历来把犹太人联结在一起的,是共同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而不是宗教教义。克拉尔·以色列(Klal Yisrael),即更大的犹太社群,也就是学者所罗门·谢克特所说的“大公以色列”(Catholic Israel)——它在未来将如何界定?传统主义犹太人试图维持犹太法中的哈拉卡裁定:犹太母亲所生的孩子,或按传统方式皈依的人,才是犹太人。今天许多自认是犹太人的人并不符合这一定义。许多犹太人已经皈依,或是皈依者的后裔,而他们的皈依是在正统派不予承认的现代主义仪式中进行的。许多美国犹太人,以及许多移居以色列的俄罗斯移民,是父系犹太人:父亲是犹太人,母亲不是。如果他们从小按犹太人的方式抚养长大,他们就认为自己是犹太人。以色列的正统派当局不愿承认五十万苏联移民中的许多人为犹太人,这在犹太身份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紧张。如果这些移民不被允许成为犹太人,他们又算什么呢?

在现代,犹太身份问题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以色列的《回归法》保障世界上每一个犹太人都享有前往以色列并要求获得公民身份的权利。以色列国建立初期,有犹太血统的天主教修士但以理(Brother Daniel)来到以色列,要求取得公民身份。犹太法规定,“一日为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即使一个人已经背离了犹太教。围绕但以理修士一案,全国争论了多年,最后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只要一个人仍在实际奉行另一种宗教,就不能享有作为犹太人的特权与利益。

近年来,以色列的正统派政党试图修订《回归法》,明确规定它只适用于按《塔木德》律法属于犹太人的人。这一规定若获通过,将把许多美国犹太人排除在外,尤其是自由派的改革派和保守派运动的成员。尽管移居以色列的美国犹太人很少,但一想到自己会被这个犹太国家排除在外,他们就难以忍受。这个问题在本书写作时仍未解决,是犹太历史上分歧最大的问题之一。

如今以色列相对安全,生活水平也相当不错,它对许多人——不只是犹太人——都具有吸引力。近年来,来自极贫穷国家的一些人群声称自己属于失落的犹太社群,或者说自己已经皈依犹太教。外籍劳工在以色列定居下来,不愿回到贫穷的祖国。直到几年前,人们还无法想象除犹太难民之外会有谁想移居以色列。以色列将如何界定犹太身份,才能既继续作为犹太人的避难所,又限制投机性的移民?

在作家内森·英格兰德的一个短篇小说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位成功的华尔街商人——有一天随意地认定自己是犹太人。为了帮助自己确立这一新身份,他求助于一位拉比,结果这位拉比自己也是自封的犹太人。这个故事说明了在当代美国这个多孔而开放的社会中,要界定一个传统社群有多么困难。未来美国的犹太人大概会有一个由笃信者组成的核心社群,还有一个边缘社群:按某些标准是犹太人,按另一些标准则不是。这种局面将给犹太人和犹太教带来新的挑战。犹太复国主义哲学家阿哈德·哈阿姆提醒我们,任何事物若非由边界界定,便不复存在。他无法想象,在今日这个国际文化与互联网的世界里,连国界也不再构成边界。未来犹太人或许要像生物体那样维持一种健康的身份:不是靠皮肤的外缘,而是靠免疫系统的敏感。犹太社群的边界将是多孔的,但犹太人会对哪些做法和信仰属于犹太、哪些不属于,保持细腻的判断力。他们会接纳真正属于犹太的东西,拒绝那些不相容、并威胁这一体系健康的东西。

20世纪初,俄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佩雷茨·斯莫伦斯金告诫他的犹太同胞,不要把现代性当作一种竞争的宗教来对待,就像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那样。在一封未注明日期的给友人的信中,斯莫伦斯金写道:

你曾说,在这个时代,唯物主义已经抬头,向信仰举起手来,要击碎它的塔楼、消灭它的捍卫者;在这样的时刻,奋起反抗唯物主义……为捍卫我们的信仰而战,乃是一种责任,一条诫命。但我心里并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信仰若自身有足够的力量活下去,它才会凭自己的价值活下去;若没有,它就会死去、被埋葬,我们也不会为它过分哀伤,正如我们不会为一个……活满了天年、然后进入坟墓的人过分哀伤一样。信仰若自身有力量,就不必为它担忧,因为即便唯物主义扑向它,也征服不了它。每个人都会为他心灵所渴望的东西、为在他看来最好的道路而战。唯物主义与信仰并非对立,因为我们在彼此之中都能找到对方……我们无法把唯物主义确立为两种信仰(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第三方……我以完全的信心相信,以色列民族有力量活下去,并且将一直活下去,直到天穹崩落。我曾公开说过……每当犹太人境遇顺遂之时,他们就会背弃并疏远自己的律法与传统,然而犹太教并未因此死去,它的信仰也未曾死去,直到今天……即便犹太人中的大多数都抛弃了他们的宗教(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也不会忧虑片刻。相反,我会感到欢喜……这个民族身上有一种活泼的精神,它不会长久安于一种状态。这种背弃实际上会成为一种保全,因为我确知,此后他们会回归,为他们的宗教带来新的黎明,正如他们一贯所做的那样。[1]

斯莫伦斯金的话让我们安心:犹太人不必为犹太教的存续担忧;只要犹太教回应了犹太民族的需要,它就会存续下去,而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犹太生活方式的正当性、犹太人集体求生意志的强度,以及犹太人在坚守传统的同时改造传统以应对新处境的创造能力,都足以保证犹太民族的存续。用拉比阿诺德·雅各布·沃尔夫的话来说:“确保犹太民族的存续是上帝的任务。我的任务是按照上帝托拉的教导,作为一个犹太人而生活。”

犹太人接触现代性的经验至今已近两百年——对一个古老传统来说,要适应现代境况带来的巨大变化,这并不算很长的时间。从圣经时代的犹太教向拉比犹太教的转变,用了两百多年才完全成形。因此,对于今天世界上“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仍有如此多彼此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想法,我们不必感到惊讶。

在20世纪,犹太人既要面对历史上最惨重的迫害,也要面对他们从未有过的最大自由。当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沦为无助的受害者时,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得以史无前例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自行决定做犹太人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在美国,犹太教已进入思想的集市。只要犹太人发现犹太教回答了他们对人生的疑问,回应了他们对宗教身份与个人身份的需要,它就会继续对他们有吸引力。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做犹太人,是一种自觉的选择。

法国犹太剧作家埃德蒙·弗莱格(1874—1963)就是这样一位现代犹太人,他最终在犹太教中找到了巨大的意义。他在一个中度遵守教规的家庭中长大,但年轻时却与犹太教完全疏远了。在《我为何是犹太人》(1928)一文中,弗莱格描述了自己回归犹太教的过程。在文章结尾,弗莱格给出了他的犹太信条。这段信条很好地概括了犹太教对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犹太人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是犹太人,因为以色列的信仰不要求我放弃理智。

我是犹太人,因为以色列的信仰要求我献出全部的心。

我是犹太人,因为在每一处苦难哭泣的地方,犹太人也在哭泣。

我是犹太人,因为在每一个绝望呼喊的时刻,犹太人仍在希望。

我是犹太人,因为以色列的话语既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

我是犹太人,因为以色列的应许是普遍的应许。

我是犹太人,因为在以色列看来,世界尚未完成:我们正在完成它。

我是犹太人,因为在以色列看来,人类尚未被创造出来;我们正在创造它。

我是犹太人,因为以色列把人类及其统一置于各国之上,也置于以色列自身之上。

我是犹太人,因为在人类这一神圣一体的形象之上,以色列置放了那神圣的统一。[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