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东欧的犹太生活

波兰犹太人简史

从16世纪中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大约四百年间，东欧的犹太人是全世界犹太人最集中的群体。16世纪，犹太人开始大批出现在波兰王国。至于这些犹太人来自何处、又是怎样来到波兰的，我们并没有确凿的证据。看来他们大多是从中欧移居而来的，因为那里的迫害与驱逐日益加剧。犹太人最终在波兰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16世纪时，波兰是欧洲最大的王国。波兰的疆域西起德国，东至克里米亚和俄国。如今属于其他东欧国家的大片土地，包括立陶宛、白俄罗斯、俄国和乌克兰，当时都在波兰国王的统治之下。那时的俄国不过是远在北方的木屋聚落，算不上什么，波兰才是东欧的强国。

波兰的经济发展比西欧落后好几个世纪。其经济以农业为主，社会则是封建制的。犹太人填补了他们从前在西方所从事的商业角色。波兰国王和贵族欢迎犹太人，这是他们开发国家策略的一部分。为了吸引犹太人前来波兰，他们给予犹太人适度的税收和慷慨的自治权。

只要波兰蒸蒸日上，犹太人的日子就好过，他们与波兰领主和民众的关系十分融洽。可惜的是，波兰随后经历了漫长的衰落。波兰先失去帝国，再失去强权，最后失去独立。在波兰的政治与经济衰落中，犹太人受苦最深。波兰人不再愿意让犹太人分享经济中的位置。反犹情绪成为波兰社会的一股主要力量。许多犹太人陷入失业与贫困。在大屠杀之前的几十年里，波兰政府竭力要把犹太人彻底排除在波兰社会及其经济之外，而在这场大屠杀中，三百万波兰犹太人几乎全被杀害。

波兰衰落的第一步，是1648年乌克兰人在哥萨克人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Bogdan Chmielnicki）领导下爆发的起义。^[1]乌克兰人像大多数斯拉夫民族一样是东正教徒，而波兰人则是罗马天主教徒。于是，这场哥萨克叛乱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场圣战，犹太人被夹在中间。被称为海达马克（Heidemaks）的哥萨克骑兵成群结队地驰入波兰南部，攻占城市，屠杀百姓。虽然犹太人为保卫波兰而战，波兰人却往往并不保护他们。在赫梅利尼茨基叛乱中，死于非命的犹太人多达三十三万。其中许多人在被俘后遭受酷刑而死。这是从上古罗马战争直到近代纳粹大屠杀之间，对犹太人最惨烈的一次屠杀。

赫梅利尼茨基叛乱摧毁了波兰南部的犹太社会。北方的立陶宛，犹太人的生活所受影响较小。这一不同的历史经历，也许造成了“立陶宛人”（Litvak）与“加里西亚人”（Galitzianer）之间著名的文化差异。^[2]立陶宛人维持着一个以犹太学问为基础的社会，而加里西亚人，也就是波兰南部的犹太人，则以宗教狂热和对弥赛亚的渴盼著称。沙巴泰·茨维在饱受赫梅利尼茨基叛乱余波之苦的加里西亚犹太人中找到许多追随者，这一地区后来也成为犹太复兴运动的哈西德主义的大本营。东欧犹太民族虽然构成了一种超越国界的单一文明，但这一文化中的主要分野，在于理性的北方立陶宛人与狂热的南方加里西亚人之间。

大约就在美国为独立而战的同时，波兰遭到邻国的进攻和瓜分。在1772年、1793年和1795年三个阶段，波兰被普鲁士、奥匈帝国和俄国吞并。独立的波兰不复存在，波兰犹太人也被分隔在三个不同的王国之中。

瓜分波兰为犹太人开辟了新的定居之地。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犹太人口的大爆炸，从18世纪的大约三百万，增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多达一千八百万。犹太社群因统治它们的国家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犹太人变得更为西化，而俄国领土上的犹太人则仍属东欧型。在波兰腹地，边界随着三个征服国家的相对实力和战争中的运气而移动。此后除了拿破仑时代短暂的一段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波兰再未独立过。自1989年波兰共产主义终结以来，波兰重新获得了完全独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在那里的犹太人只有几百人。

沙皇统治下的犹太人

大多数波兰犹太人最终落入了俄国的统治之下——这对他们是一场大灾难。无论犹太人住在哪里，他们向来都是受邀而去的。至少起初，他们是受欢迎的。俄国人从来就不想要犹太人。犹太人在俄国居住是非法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大帝（1729—1796）一向把犹太人从新近征服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但她在征服波兰时获得的犹太人数量庞大，她根本没办法把他们全部赶走。于是，她在帝国的西部和西南部划出一片地区，让犹太人可以在那里居住。这片地区被称为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她又订立种种限制性和惩罚性的法律，使犹太人始终贫穷、孤立，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沙皇尼古拉一世（1796—1855）统治时期，俄国人制定了一套分三步对付犹太人的计划：三分之一将被迫移居国外，三分之一将被迫改宗俄罗斯东正教，三分之一将被杀死。尼古拉设立了坎顿兵役制度（cantonist system），把犹太男孩征入俄军，服役二十年以上。军队不允许犹太人遵守犹太教规。一个犹太人若熬过这么长的岁月还活着，他多半连自己曾经是犹太人都记不得了。

俄国政府鼓励农民当中的反犹情绪。沙皇希望借此转移农民因反抗而生的怨愤，防止革命爆发。俄国的犹太人不时在某些地方遭到排犹暴动，即反抗犹太人的暴乱。在排犹暴动中，一些犹太人遭到殴打，有些人可能被杀，房屋被烧，财产被毁。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排犹暴动不断恶化，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暴力。1903年的基什尼奥夫排犹暴动和1905年各地广泛的排犹暴动中，数百名犹太人被杀害，这种新的暴力程度预示了大屠杀。犹太人一向相信，排犹暴动是沙皇政府发动的：中央政府的命令下达到地方官员和教士，让一场“自发的”排犹暴动在某一天爆发。一位在俄国做档案研究的历史学家曾私下对本书作者说，他的研究可能会得出新的结论：中央政府曾试图维持社会秩序，排犹暴动是社会上其他势力所为。^[3]这一结论会让大多数犹太人感到意外。即使最终证明政府并未直接造成排犹暴动，也无可置疑的是，沙皇政府煽动了反犹主义，并对犹太人奉行官方的压迫政策。

犹太人与外邦邻居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糟糕的。我们可以看看沙贝斯戈伊（Shabbes goy）这个例子，这是东欧常见的一种制度安排。沙贝斯戈伊是一位外邦人，他在星期五晚上到犹太人家中，替犹太人干那些他们在安息日不能干的晚间杂活。沙贝斯戈伊干这些活得不到报酬，不过主人可能会请他吃一片哈拉面包、喝一杯白兰地，以示友好与感谢。沙贝斯戈伊干这些活，纯粹是出于对犹太邻居的友谊。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是一位自由派君主。他解放了农民，这些农民直到1861年仍归贵族主人所有。亚历山大二世废除了大部分针对犹太人的压迫性法律。他允许犹太人在俄国的任何地方居住，并授予他们许多此前被剥夺的权利。亚历山大二世被激进分子刺杀后，其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恢复了定居区和此前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法律。亚历山大三世登基时发生了一连串异常凶残的排犹暴动，翌年又颁布了所谓的1882年《五月法令》，恢复了旧有的局面。那一年，大多数犹太人对俄国会改善成为他们的家园不再抱有希望，大批人开始移居国外。离开俄国的犹太人大多去了美国，也有的去了南美、西欧和当时处于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勒斯坦。此后三四十年间，犹太人移居的速度一直很快，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美国的限制性移民法切断了逃亡的通道。

大多数俄国犹太人对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表示欢迎。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者——其中有些人确实是——而是说，什么都比沙皇强！列宁希望犹太人同化到俄国社会中去，直至消失。他指望通过取消对犹太人的一切限制、让他们享有苏联公民的充分权利来实现这一点；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取代了俄罗斯帝国。列宁解放犹太人，是为了摧毁他们的群体认同，尽管从法律上说，犹太人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中享有被承认的民族地位。^[4]

列宁的继任者约瑟夫·斯大林试图把犹太人重新压回俄国社会的较低地位，他不是通过法律，而是拒绝让犹太人行使苏联宪法赋予他们作为被承认民族的权利。斯大林正要发动一场新的反犹运动时，于1953年去世。尽管斯大林绝不是犹太人的朋友，他那个时代的俄国犹太人却感激他把他们从希特勒手中救了出来。他们感激自己的国家在对德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纳粹入侵俄国时，有一百多万苏联犹太人被杀害，但更多的俄国犹太人安全地待在后方。许多犹太人在苏联红军中与德国作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俄国被迫退出了它的帝国。许多犹太人发现自己生活在刚刚独立的波兰或立陶宛。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现代主义的力量冲击着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在共产主义的俄国，政府压制一切宗教表达。对一切宗教的偏见，加上俄国传统的反犹主义，使犹太传统几乎无从遵守。在苏联，犹太学问实际上中断了。

很难说东欧的犹太社会本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包括波兰、立陶宛、匈牙利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几乎全部的犹太人口。活下来的人被困在共产主义的铁幕之后，被剥夺了接触任何犹太学问的机会。东欧的犹太生活以令人震惊的突然而悲惨的方式终结。自俄国共产主义垮台、苏联于1991年解体以来，许多俄国犹太人选择移居以色列或美国。前苏联各国剩下的一两百万犹太人对自身犹太身份的意义所知甚少，他们究竟会重建犹太社群与宗教生活、被同化，还是移居国外，尚待观察。

犹太人生活的三个中心：家庭

在东欧的鼎盛时期，犹太生活围绕着三个机构展开——家庭、市场，以及贝特·米德拉什，即“学习之家”。宗教生活与宗教实践的中心是家庭，而不是会堂。传统与宗教律法规定了家庭内的活动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赋予犹太人以人的尊严和重要性。在外面的世界里，犹太人也许只是一个受压迫的少数群体中的一员，但在家里，犹太人可以感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中的一员。

父亲在家时就像家中一位受人敬重的贵族，但他常常不在家。他整天为谋生而劳作，除非他是学者，或是少见的有闲之人。他早晚都会去会堂做每日的祈祷。如果生活给他留出了余暇，他会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贝特·米德拉什研读。

母亲是家中的主宰，也可以说是家中宗教仪式的女祭司。她负责确保厨房合乎洁食规定，确保安息日和一切节日都得到恰当的遵行，确保孩子们被培养成合格的犹太人。母亲虽然几乎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却是在跟随自己母亲的过程中学到了一切。女儿的任务是协助料理家务管理的各种事务，为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家作准备。

儿子的任务是学习托拉。孩子很小就开始上赫德尔。大约十二岁时，如果他聪明或幸运，就会升入经学院。否则，他就开始学习日后赖以谋生的手艺。

男孩和女孩往往在十几岁出头就订婚。如果男孩显示出做学生的前途，他常常会住到未来岳父家中，由岳父负责他最后几年的教育。嫁妆的主要部分常常是“凯斯特”（kest），即承诺资助若干年，以供继续研习《塔木德》。虽然我们没有统计数据，但从文献证据以及离婚之罕见来看，这些安排似乎带来了婚后生活中的深厚感情与稳定。

集市

直到20世纪，东欧的经济仍主要依靠原始的农业。商业和工业极少。在西欧经济中取代犹太人的城市自由民阶层，在东方从未发展到同样的程度。犹太人在波兰社会中充当中间阶层，从事商业、开店铺和各种手艺。

土地归贵族、乡绅或“老爷”（pan）所有。农民住在土地上，耕种土地。犹太人住在犹太小镇里，也就是村庄里，满足农民的商业需要。犹太人不许拥有土地，也不许在土地上居住耕作。

犹太人从贵族手中租下磨坊、客栈以及庄园其他小本生意的经营权。阿伦达尔（arrendar），即庄园总管，替贵族打理全部生意，使贵族得以脱身去从政，或在城里享受社交生活。阿伦达尔通常是犹太小镇中最富有的犹太人，也是必要时出面向政府为犹太人求情的人。有些犹太人经营波兰农产品和林产品的国际贸易而致富。不过，大多数犹太人只是小店主或手艺人。

一个犹太人若运气好，或许能在犹太小镇的集市广场上拥有一家杂货店。运气差些的，也许得在露天集市上推着车叫卖。运气最差的，可能只能靠一桶苹果或其他农产品过活，指望在集市日卖出一点微利。

如果一名女子的丈夫是托拉学者，她便独自打理集市上的生意。这样她就把丈夫从劳作中解脱出来，让他能终日研习托拉。这被视为夫妻双方共同的莫大荣耀。

集市日里，农民来到犹太小镇。他们在那里把农产品卖给犹太商人，再从犹太店主那里买回所需之物。然后农民们也许会到客栈里喝上几杯，歇息一番，再回家。^[5]农民和犹太人的生活都很艰难。农民至少有这样一点优势：他们既然住在土地上，就没有挨饿的危险。犹太人却总是担心，一旦生意不好，就可能要挨饿。尽管有这一劣势，犹太人仍宁愿过自己的生活，也不愿像农民那样过活。农民过着粗野的生活，干着压断脊背的苦力，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犹太人识字、温和、文雅，更多用头脑而不是双手劳作。与周围的社会相比，犹太人认为自己的犹太小镇文化独具美德。的确，这种犹太小镇文化所造就的人，在人类历史上因爱上帝、爱和平、爱学习，以及对所有同胞的怜悯而格外突出。

随着波兰在政治上衰落，它在经济上也衰落了。波兰的衰落导致了反犹主义，正如在经济衰退时期，种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在美国抬头一样。犹太人中的贫困和失业大大加剧。俄国针对犹太人的限制使贫困更加严重。据估计，在20世纪初，东欧犹太人中有多达三分之一长期失业，其余的人也有许多仅能勉强糊口。犹太人成群结队地离开东欧，不仅是为了逃避压迫和俄国的征兵，也是为了逃离饥饿和毫无希望的贫困。

贝特米德拉什

持续的贫困与压迫曾使许多社会崩溃，但犹太小镇的犹太社会并不是建立在财富或等级之上的。人生的目的在于侍奉上帝，而侍奉上帝的最高形式是精通托拉。东欧的犹太社会以其学校和藏书为中心。许多犹太人如果有选择，会乐于放弃致富的机会，以换取闲暇和研习的能力。

《塔木德》研习是犹太小镇文化中的主要活动，其他一切活动都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理想是每个犹太男性都精通《塔木德》。一个人只要能从他谋生中挤出多少时间，就会到贝特米德拉什去。贝特米德拉什是一座图书馆，但它不像现代图书馆那样安静。男人们会两人一对或分成研习小组，一起俯身于一本书上，辩论圣书中某段经文的意义，力图挖掘出文本一切可能的含义。最有学问的人研习《塔木德》及其注释。学问稍逊的人研习《密释纳》，或《艾因雅各》《梅诺拉特哈马奥尔》之类拉比教义的宏大选集。学问最少的人研习拉希对《托拉》的注释。人人都要研习。

……一切行业，面包师、屠夫、鞋匠等等，在犹太区都有自己的什蒂布尔（shtibl，学习室）；他们从工作中挤出的每一个空闲时刻，都用来研习托拉。当他们亲密地聚在一起时，一个人会催促另一个人：“索格米尔阿什蒂克尔托拉——给我讲一点托拉。”一本从最近欧洲无数被焚毁的图书馆中抢救出来的古书……上面盖着这样的印章：“别尔季切夫劈柴人研习《密释纳》协会”。^[6]

在犹太小镇里，我们会遇到“马特米德”（matmid）这样的人物，即终身研习者。马特米德会日夜坐在贝特米德拉什里。他没有家，也没有世俗财产。疲倦时，他就在长凳上打个盹。镇上的人会把食物送到他的研习桌上。许多青年或老人把一生中的几年献给终身的研习。

在犹太小镇里，我们还会遇到“伊卢伊”（ilui），即神童。伊卢伊到十岁或十二岁就能背诵《圣经》和《塔木德》。由于镇上再没有人能教他更多东西，而他又太年轻，不能教书，也不能离家去上大型经学院，于是伊卢伊获准坐在贝特米德拉什里自学。有些年轻人对《塔木德》熟悉到这种程度：如果有人用针从《塔木德》某一页的一个词扎进去，穿过任意多页，伊卢伊都能说出针从另一面穿出之处印的是哪个词。

研习托拉是贫苦男孩在社区中获得地位和身份的途径。既然社区推崇学问甚于财富，富人就设法通过联姻与有学问的人结亲。最富有的人会为女儿寻找最优秀的学生做丈夫。次富的人会为女儿找次优秀的学生做女婿，依此类推。富人会供养他们的女婿，使他们能日夜自由研习。有些富人在家中设立贝特米德拉什，供养十名贫困学者整天研习托拉。^[7]

据说维尔纳的加昂拉比以利亚有一本笔记本，把每一分钟本可用于研习却被虚度的时光都记在里面。每年赎罪日，他都要为那些浪费掉的时间赎罪——而一年之中这类时间从未超过十分钟！

《塔木德》研习以及与犹太律法相关的研习在犹太小镇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其他科目都被弃置一旁。19世纪，正统派世界内一些温和的现代化者试图拓宽课程。以利亚加昂认为，除《塔木德》之外还应当教授数学和自然科学。哈西德运动则鼓励在研习《塔木德》的同时研习卡巴拉文本。

拉比以色列·利普金·萨兰特（1810—1883）创立了穆萨尔（Musar）伦理运动。在穆萨尔学校里，学生们在研习《塔木德》的同时研习中世纪塞法拉德犹太教的伟大伦理文本。这场起初作为现代化运动而开始的运动，在其创始人去世后变成了一个极端主义运动。穆萨尔学校的学生在公开场合练习自我羞辱，穿滑稽的衣服之类，以使自己习惯于公众的议论。为了从伦理生活方式中消除一切私利，他们学会在行善时不从中获得任何乐趣。穆萨尔学校的学生不依赖自己的情感，而是通过无比细致地研习那些规范行为的犹太律法来学习分辨是非。这一运动的一部经典文本是《霍费茨哈伊姆》，由拉比伊斯罗尔·梅尔·卡甘于1873年出版。《霍费茨哈伊姆》列出了有关禁忌言语、流言蜚语和搬弄是非的一切律法与规则。据说作者虽然是一位事务繁忙、参与社区政治的人，却从未有人听他说过任何人的一句坏话。拉比卡甘晚年有些耳背。他宣称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有人也许想向他耳语流言，却绝不敢大声喊出来。

穆萨尔派或哈西德派的这些教育改革，没有一项有助于有学问的犹太人谋生。世俗倾向的犹太现代主义者创办了职业学校和农业学校，让犹太男孩和女孩接受实用教育；而年轻的《塔木德》学者一旦对现代世界产生兴趣，往往跑到德国和奥地利去寻求大学教育。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把犹太人从研习《塔木德》的传统中拉出来，教给他们技能，使犹太民族能在以色列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直到今天，以色列和美国的现代正统派犹太人在其经学院里仍兼学神圣科目与世俗科目，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则把学习限制在《塔木德》研究上。^[8]

波兰犹太人的社会秩序

16世纪，波兰国王力图吸引犹太人前往波兰，便给予他们优厚的自治条件。犹太人每年向国王缴纳贡金，但由自己的领袖治理和审判。波兰犹太人的最高议会是四地议会（Va’ad Arba Ha-aratzot）。四地即波兰王国的四个省：立陶宛、加利西亚、沃里尼亚和波多利亚。议会每年开会两次，地点在卢布林和克拉科夫的大型集市上。会上，议会成员处理犹太社区的管理与法律事务，并按各社区的能力分摊税负。

每个城市或犹太小镇的犹太社区都有自己的政府，即卡哈尔。社区中主要的犹太户主选举产生镇议会，镇议会再推选一名镇长。议会负责征收上缴政府的税款，以及维持社区自身运转所需的款项。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对合乎洁食规定的肉征税，这项税负最重地落在富裕人家身上，因为穷人很少吃肉。议会监督社区机构，并任命为社区服务的宗教专职人员。这些人包括拉夫（rav，即镇上的拉比）、哈赞（在会堂中领祷者）、沙玛斯（会堂管事）、肖赫特（洁食屠宰者）、达雅尼姆（主持犹太法庭的拉比法官）、每天清晨唤醒居民的更夫，有时还有其他官员。社区的社会机构包括会堂、贝特米德拉什、一所学校、一所医院和一所济贫院。

卡哈尔没有警察力量，却能执行自己的决定。它有权处以罚金、剥夺违规者的公开荣誉，而最令人畏惧的是，把不服从其决定的人逐出社群。在一个由传统维系、关系紧密的社区里，这就足以维持公共秩序。除了传统与名声在紧密社区中的力量之外，犹太人岌岌可危的处境也迫使他们必须维持一个有秩序、团结的社区。犹太人毫无权力，随时可能遭受迫害。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犯下的罪行，都可能招致外邦人对整个社区的怒火，使所有人陷入危险。因此，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就是向政府告发自己的犹太同胞。

沙皇政府在19世纪30年代废除了卡哈尔，这是其限制和压迫犹太人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即使卡哈尔被剥夺了法律上的承认，犹太人仍尽可能继续自行处理事务、在社区内部解决争端。他们维持着一个影子卡哈尔，靠群体忠诚和传统来维系。

哈西德主义——巴阿尔·谢姆·托夫的传说

18世纪初，一场精神复兴运动——哈西德主义——席卷了波兰南部的犹太人。哈西德主义的创始人是以色列·本·埃利泽，人称巴阿尔·谢姆·托夫，意为“善名（神名）之主”。这个称号指的是借魔法般地使用上帝之名来治病、行奇迹的能力。巴阿尔·谢姆·托夫是一位四处游走的布道者，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但他去世后，门徒们写下了关于他生平的故事以及出自他教导的寓言。

巴阿尔·谢姆·托夫约生于1700年。年轻时他对《塔木德》学习毫无兴趣，却喜欢到田野里去，与大自然交流。据说，他在同镇人不知道的情况下精通了卡巴拉。他获得了神秘的《亚当之书》，从而拥有支配自然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力量。他被安排做一名教师助手，这是个低微的差事。他的主要职责是每天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有时他索性把孩子们带到树林里，教他们欣赏并享受上帝创世的奥秘。为此他被解雇了。

以色列娶了格尔肖姆的妹妹，格尔肖姆是一位《塔木德》学者。格尔肖姆反对妹妹嫁给一个无知之人，但后来他自己却成了巴阿尔·谢姆·托夫的门徒。

巴阿尔·谢姆·托夫在喀尔巴阡山深处一个偏僻的地方当起了客栈老板。他在那里等待时机，直到该显露自己的时候。三十三岁那年，巴阿尔·谢姆·托夫走出来，显露了他的精神力量。他在波兰南部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奔走，宣讲他的教义，到处赢得热忱的追随者。

哈西德主义的发展

尽管博学的拉比们加以反对，哈西德运动仍迅速发展。到1760年巴阿尔·谢姆·托夫去世时，波兰半数以上的犹太人已是哈西德派。抵制哈西德主义的人被称为米特纳格德派，意为“反对者”或“抗议者”。在宗教史上，坚守古老传统的人反倒被贴上抗议者的标签，这是极为罕见的；这显示出哈西德运动成为波兰犹太教主流的惊人速度。

哈西德运动在肥沃的土壤中成长。波兰南部的犹太生活先遭赫梅尔尼茨基起义的蹂躏，后又因沙巴泰运动的失败而陷入失望。这一地区的犹太人生活在贫困与绝望之中，无力维持他们的经学院。许多犹太人没有学问，他们对博学拉比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心怀不满。在极度困苦之中，人们对以智识为基础的宗教文化无所回应。他们渴望一种更直接临在的宗教满足，能医治他们受伤的生活。此外，人们还希望有一种建立在民间卡巴拉观念之上的宗教教导，能回应他们的弥赛亚期盼。人们不再向拉比寻求精神指引，而是被玛吉德——那位能以言辞打动他们的游方布道者——所吸引，也被巴阿尔·谢姆——那位能医治他们、并为他们心愿的实现向上帝代求的奇迹施行者——所吸引。巴阿尔·谢姆·托夫把散落在民众中的宗教思想线索汇集起来，织成了一幅新的织锦。

哈西德主义早期的领袖中，有些人精通托拉，有些人则不然。这并不重要；哈西德领袖的价值在于其灵魂的品质和灵性指导，而不在于学识。哈西德派称自己的领袖为雷贝（rebbe），而不是拉比。这一称号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同的宗教领导，它以感召力而非学问为基础。

哈西德派的教义

巴阿尔·谢姆·托夫教导说，一个质朴无知的普通人也能像博学的学者一样确凿地与上帝相连。欢欣地侍奉上帝是最重要的事。一个人必须把自己存在的每一个举动都变成对上帝的欢欣侍奉。一个人若是鞋匠，就让他做鞋来侍奉上帝；若是樵夫，就让他怀着欢欣的自觉去砍柴，知道自己是在侍奉上帝。有一则哈西德派的故事说，巴阿尔·谢姆·托夫在异象中被告知，他必须去向一个正在牧羊的人学习。巴阿尔·谢姆·托夫走近时，看见那人正来来回回地跳越一道沟渠。每跳一次，那人就高喊：“我这样做是出于对上帝的爱！我这样做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巴阿尔·谢姆·托夫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派到这个人这里。

哈西德派看重祈祷甚于研习。他们祈祷时满怀热忱，常常手舞足蹈。他们把舞蹈当作礼拜中重要的一部分。有一则存在多种版本的哈西德派故事，说明了哈西德派对以祈祷来侍奉上帝持何种态度：

一天，巴阿尔·谢姆·托夫带领弟子们祈祷。屋里挤满了礼拜的人。他们久久地、用力地祈祷，但他们的祈祷似乎哪里也去不了。屋里有一个头脑简单的男孩。他连每日祈祷文的词句都不认识，于是一直沉默着，可他的心渴望加入礼拜。最后他站起来宣布：“上帝啊，什么祈祷文我都不会。我唯一会做的事就是像公鸡一样打鸣。所以，我现在就为您做这件事。”那男孩用尽全身力气像公鸡一样打鸣。惊骇的礼拜者转过身来要把男孩带出屋子，但巴阿尔·谢姆·托夫拦住了他们。“这个男孩的祈祷，”巴阿尔·谢姆·托夫说，“把我们所有的祈祷都带上天庭去了。”

哈西德派教导说，一个人无论地位是高是低，都是被安置在那里去救赎那些被掳获的圣洁火花，而这些火花只有他才能救赎，并且只能在他所处的确切境况中救赎。因此，每个人的任务就是接受自己的生活处境，并通过使日常活动成为神圣，把这一处境提升为圣洁。只有当每一粒圣洁的火花都被救赎之后，弥赛亚才会到来。因此，最卑微的人在其处境中的活动，与最受尊敬的人的活动一样，对最终的救赎都是必要的。拉比祖西亚说：“当我到天庭的审判台前，他们不会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是摩西？你为什么不是以赛亚？’他们会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是祖西亚？’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发抖。”一个人只有做他自己，才能完成他被放入这个世界所要做的独特侍奉。可是，这绝非易事。

哈西德主义之道

哈西德派信徒力图释放存在于每一个地点、每一个时刻和每一种境况中的神圣火花。为此，他施行“伊胡德”（yihud），即“合一”之举。伊胡德把潜在地存在于各处的神圣现实化，它通过凝聚自我、生活在完整与正直的状态中而实现。如果一个人完全临在于某一境况之中，并且带着寻见上帝临在的决心进入这一境况，他就完成了一次伊胡德之举。其目标是清除世上一切阻碍上帝临在的障碍，把神圣的领域扩展到凡俗的领域。最终，神圣的领域将包含整个造物，上帝将与他所造之物合而为一。

希特拉哈武特（hitlahavut）是激情。哈西德派教导说，仅仅敷衍了事地履行诫命是不够的。除非带着希特拉哈武特去履行，否则诫命的救赎目的便无法实现；所谓希特拉哈武特，就是以喜乐而积极的态度对待日常生活。希特拉哈武特也指神秘主义者在与上帝交融时所感到的狂喜。希特拉哈武特意味着：人一旦认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事奉造物主，心中就必须满溢喜乐。

德维库特（devekut）是紧贴上帝。哈西德派信徒力图永远意识到上帝的临在，绝不做任何会使自己离开这临在的事。罪、三心二意、骄傲和虚伪，会把上帝的临在即舍金纳逐出世界。正直、善行与谦卑，加上恰当的意识，使人始终亲近上帝。有这样一则故事：

巴阿尔·谢姆·托夫翻山越岭，前往某镇讲道。他带着一名年轻的弟子同行。马车刚越过山顶、开始下山，挽具就断了，马跑掉了，马车沿着蜿蜒的山路疯狂地向下冲。马车随时可能撞上树木，撞成碎片，车上的人都会丧命。年轻的弟子惊恐地尖叫，但当他向身旁看去，却见巴阿尔·谢姆·托夫安然端坐。奇迹般地，马车在山脚下安全停了下来。“这样的时刻你怎么还能保持镇定？”弟子问道。巴阿尔·谢姆·托夫答道：“一旦你知道了人生中唯一值得惧怕的是什么，别的任何事都无法让你害怕。”除了上帝的不在，没有什么可惧怕的。只要人处于上帝的临在之中，就不必害怕可能发生的事。并没有保证说我们不会受苦，甚至不会死去，但只要我们紧贴上帝，无论事情结局是好是坏，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在拉比犹太教中，“意念”（kavannah）意为“专注”，指意识到自己正在回应上帝的命令而履行一条诫命。在卢里亚卡巴拉中，意念转而指一种秘传知识：履行某条特定诫命如何有助于促成弥赛亚的救赎。卡巴拉主义者曾编写一些短小的祷文，在就履行诫命诵念祝福之前先念这些祷文。到哈西德主义登场之时，意念这一概念已退化为例行背诵这些卢里亚派祷文。哈西德派赋予意念这一观念新的含义。在哈西德派教义中，意念意味着：无论一个人正在做什么，无论那事看起来多么世俗，只要他把心引向对上帝的事奉，就能把这一行为提升为神圣。下面这则哈西德派故事说明了这一新含义：

某一年的犹太新年，巴阿尔·谢姆·托夫打算亲自吹响羊角号。他请一位朴实的追随者为他报出号音。这位追随者试图背下羊角号每一声号音所对应的意念祷文（卢里亚派祷文）。因为怕忘记，他把这些记在一小张纸条上。这名弟子非常担心，唯恐一切不能顺利进行，因自己的缘故出什么差错。吹号的时候到了，那人把手伸进口袋，却找不到那张纸条。惊慌之中，他把学过的一切都忘了。他心碎地报出号音，却没有念意念祷文。事后巴阿尔·谢姆·托夫说：“天上有许多门，每扇门都有一把钥匙。一颗破碎的心是一把斧头，能劈开每一扇门。”

另一则故事：

一名哈西德派信徒外出去拜访某位圣者。他回来后，另一名哈西德派信徒问他：“你从那位智者口中学到了什么？”先前的哈西德派信徒答道：“我去不是为了听他说什么，而是为了看他怎么洗碗。”带着意念，洗碗也可以成为与祈祷、研习托拉或履行诫命同样伟大的神圣事奉。

哈西德主义的世代

巴阿尔·谢姆·托夫去世时，身后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和一个核心弟子圈子，却没有留下一个运动。把哈西德主义组织成一场运动的是多夫·贝尔，即梅泽里奇的马吉德。多夫·贝尔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他派人前往各个城镇，把当地的哈西德派组织起来。在他那个时代，哈西德的教义被写成文字，编成故事集、寓言集和成文的布道。哈西德派常常用意第绪语而非希伯来语写作，以便普通百姓也能读懂他们的文献。哈西德主义的祈祷、教义和习俗从此牢固地确立下来。哈西德派在自己专用的祈祷室里祈祷，这种祈祷室称作“什蒂布尔”（shtibl）。他们使用的祈祷书与大多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不同。这些礼仪上的差异在我们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对当时的拉比来说却是巨大而骇人的。米特纳格德派与哈西德派不在一起祈祷。哈西德派还有自己宰杀牲畜的方式，这意味着哈西德派与米特纳格德派不在一起用餐。尽管马吉德努力经营，哈西德主义在立陶宛进展甚微，但在东欧其他地方，哈西德主义都占了上风。在立陶宛，经学院制度依然强盛，托拉研习仍然比激情和祈祷更受珍视。

多夫·贝尔去世后，哈西德运动分裂为众多支派。每个地区都有一位哈西德领袖建立自己的中心，并设法吸引自己的追随者。每一个哈西德群体都以该群体领袖居住的城镇为名。于是就有了利真斯克人、布拉茨拉夫人、卢巴维奇人、卢布林人等等。每位雷贝（rebbe）都有自己的领导风格，并选择强调哈西德教义和犹太习俗的某些方面。卢巴维奇运动被称为哈巴德，这个名称是由三个表示“知”的希伯来语词首字母组成的缩略语。哈巴德的哈西德派恢复了重视犹太学问的传统，不过他们仍然坚持哈西德主义的价值体系和神秘主义关怀。

利真斯克的拉比埃利梅莱赫是哈西德主义第三世代的一位重要领袖。他确立了后来在许多哈西德群体中流行的君王式领导方式。他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宫殿，在宫中接待追随者，出行时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马车。拉比埃利梅莱赫指定自己的儿子在他之后担任雷贝。自古代以来，犹太人第一次有了王朝式的领袖。儿子继承父亲，不论其个人资质如何。

在哈西德主义后来的世代中，固然总有真诚的雷贝，为追随者的利益而服务。但不幸的是，也有另一些人是江湖骗子，靠贫困追随者的捐款过着奢华的生活。在许多人的眼中，后期的哈西德主义背离了早期世代的宏大愿景。

察迪克与哈西德

后期的哈西德派称他们的领袖为察迪克，意为“义人”或“圣者”。察迪克的追随者就是哈西德，意为“虔诚者”或“圣洁者”。由于具有灵性的洞见，察迪克能够理解每个人的灵魂如何扎根于质点的神圣形式之中。因此，察迪克明白他的每一位追随者被指派在这世上完成何种神圣任务。哈西德派去找他们的察迪克，不仅为听他的教导，也为求教一切尘世事务。我的孩子该跟谁结婚？我该不该做某一桩生意？今年我该捐多少慈善款？这些问题都提交给察迪克，他理解并揭示每个人由神所指定的命运。

哈西德派、米特纳格德派与现代主义者

19世纪初，哈西德派与米特纳格德派是世界犹太人的两大派别。当现代主义的思想开始从西方渗入东欧时，这种局面几乎和它出现时一样突然地改变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理想已经改变了西欧的社会。对于那些人数相对较少、生活在现代主义扎根之地的犹太人来说，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东欧，俄国以及奥匈帝国的大多数君主都竭力抵挡变革之风。东欧的犹太宗教领袖同样试图遏阻现代性。他们担心现代性会像在西欧那样，对传统的犹太生活方式造成破坏。无论哈西德派与米特纳格德派之间有多大分歧，与他们和现代主义者之间的分歧相比都微不足道。这两个运动从未合而为一，但它们在对抗现代性的战斗中联合了起来。尽管哈西德派和米特纳格德派奋力抵抗，现代性及其平等权利与物质繁荣的许诺，对大多数犹太人仍然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那些在汹涌的新思潮中幸存下来的哈西德群体，恰好挡在希特勒军队进攻的路上。纳粹入侵波兰，后来又入侵乌克兰，他们把生活在传统犹太教最后堡垒中的犹太人围捕杀害。一个曾经拥有数百万信徒的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只剩下数以千计的幸存者。

一些哈西德雷贝活了下来，身边还有少数追随者。由于无法返回共产主义的波兰，他们在耶路撒冷、以色列，或在纽约的布鲁克林重新建立了小块聚居区。他们身处以色列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之中，却不属于这两个国家。他们继续讲意第绪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或英语，生活方式仿佛仍处在旧日的波兰。哈巴德即卢巴维奇的哈西德运动，是美利坚合众国最大的哈西德群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雷贝梅纳赫姆·门德尔·施内尔松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旨在争取非正统派犹太人的外展运动^[9]。哈西德主义起初是一场反对犹太传统的革命，如今却成了前现代传统犹太生活方式的最后堡垒。